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171中学，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生。老师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171中学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会按要求组织学生“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的来了，他们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毕业道别会。
任曙林曾用文字记录那次拍摄的情景：“录音机中的圆舞曲把同学们带入了欢快且伤感中。乘凉的游客在不远处围观，窃窃私语不时传入耳中，此情此景有点像一出舞台剧，亦真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