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电影《霸王别姬》的缘分,张国荣进入大陆的文化圈,以此开始,他感染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我们从众多的回忆文字中获取了这样的信息,这些文字承载着书写者们的一往情深。这是心与心的交流,这是对张国荣的品质的回馈。但同时,或许不那么有趣的是,我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重音”,一种“难言之隐”。众多的文字既充满敬意,却欲言又止。呑呑吐吐,遮遮掩掩,矜持得可以。“人都那样了,还让我们说什么!”真的可以因此沉默么?更令人奇怪的是,近年来热热闹闹的大陆文化批评,于此却呈现出了一种暧昧的麻木与寂寥。唯一可以见到的,是社会学者李银河的一篇短文,她讨论了张国荣的“生活姿态”,将其称作“奇妙新世界的报春鸟”,作为她近年译介的西方“酷儿理论”在中国的一个应答。当新浪网等多家媒体举办的“文化偶像选举”之时,有学者将该选举活动称作含义丰富的“社会征候”,或者,这的确是一个时代“征候群”,在被文化批评家们用来诊查“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尝试着诊查一下“诊查者”自身。选举中,张国荣的入围提名和高票获选成为争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