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人——记张艺谋（陈凯歌对张艺谋的描述，很经典！）

今年2月的一天，我和张艺谋，何群正在北京参加“青年导演摄影影片研讨会”。下午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艺谋因《黄土地》一片而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的消息。一时间，走来祝贺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我们在学院时的师长和同学。大家自然都为他高兴，不在话下。我走过去，伸出手；他也伸出手，我们握了一握，大家并不说什么。
因为开会，我和他住在一间屋子里。入夜以后，大家都走去睡了。我也躺下，随手关了灯。浴室门缝中泄了一点光出来，哗哗的有水声。未久，艺谋走了出来，上床。以后依然像往常一样平卧着，两条胳膊放在被子上面。虽然是看不清他的脸，他的样子却是熟的。按何群的话说，是“鲁迅逝世”姿态。屋里很静，我却知道他睡不着，只不愿打扰他，没有和他说话。我想，在他的脑海中，今夜一定挤着故人和旧事，首先来到的又一定是他的父母和妻儿。再不然，使他去作神游，在故土的庭前向父母行大礼。我明明地看见，在他身边立着他的婆姨，手上抱着娃娃。
过了几天，我问他：可曾给你的父母和嫂夫人写信？他点头说：要写，要写。我竟也说了声：要写，要写……
我与艺谋初识是在6年前的电影学院，因住在一座楼里，每日碰面，彼此也知道姓名，熟是不熟。只听说，在入学考试的当口，他的报名作品让老师们拌了嘴，他当时的年纪又比一般考生大出许多，所以学院方面不予录取。后来还是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亲自发话儿，才勉强入了学。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故，怕也是入不了学的，这也算因祸得福了。为了什么事呢？我后面再讲。


艺谋貌不惊人。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挺沉重的，加上衣帽平常，在人群中间显不出他来。要画他的肖像不能再容易了：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的沟线，加上一双沉沉的眼睛。这点特征在其后的几年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越看得清楚了，再往后，索性连颧骨下面也塌陷下去了。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永远找不到他。至于后来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作诸同学兄长的缘故。只听说他在班里各门功课都好，同学们也敬重他。后来在一个摄影展上看到他4幅一组的作品，意意思思地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其中有一幅印象挺深，其作长过1米，是百尺危悬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却没有壮怀激烈的意思。想象与制作都好，境界上也是沉沉的。因是同代人，便生出一片领悟之心，叹了半天。后又听说他的摄影作品在报章杂志上刊出了不少，好评之外，尚有褒奖。其中最奇的是一位女青年，其人待业既久，经艺谋一张头像，刊在“中国青年报”上，竟考中了空姐，后又来致谢云云，我倒觉得有点演义了。学习期间，因有了好感，曾同他谈过日后合作的事，可学业未毕，到底是空话一句。等到拍毕业作品，他参加田壮壮导演的《红象》组，我其时也在云南，但未见面。后在北影遇见，就是来送样片，我随他看了几本，以为不错，他却认为未敢满意。言谈之间感到他志向极高。
1982年毕业，方知他被分配到广西厂，当时颇感惊讶，因他是西安人，又结了婚，怎么去了广西？后来听说这与他入学时的风波大有牵扯。一年以后，他与军钊，肖风，何群一起拍出了《一个和八个》，看了让人犯傻。
只是在这之后的合作中，我才有机会慢慢儿地对张艺谋有了点了解，了解的结果之一是我和他、何群还有摄制组的全体同志一块儿拍出了《黄土地》，也让我们之间有了点感情。


3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跑不出家庭的事儿。“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才二回吃上了“官粮”。在厂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织纱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坚固呢（劳动布）“唰”地一声撕开，如此这般，7个春秋。他见着了有一天算一天在织机前头劳动的工人。他也尝到了艰难的滋味。
我听说，艺谋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弄起了业余摄影。都知道，这是个花钱的事儿，他得吃饭，他又有家，家里有的是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弟。可是他偏想有一台照相机。后来，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了一台相机，不犯什么法。相机有个套子，是他没成亲的媳妇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那以后不少年，他成了摄影系的学生和专业摄影师，也没有用过比自己的“海鸥”更好的相机。他觉得“海鸥”不错，“海鸥”可以拍出很象样的相片。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我曾在西安见过张艺谋的双亲。他的父亲今年62岁，倒回去35年，他不过是个27岁的青年，在这35年里头，他只是活着，不能对社会有任何贡献，除了教导3个儿子，这一点对于艺谋不会没有刺激。我很喜欢、也很尊重艺谋的母亲，过去的困苦不能使她显出忧伤，斗室之中只要有她在，总是有笑声的。她每日由家庭而医院，由医院而家庭，对亲人和病人都担负得过多。可是作为母亲和医生，终于不能救治是亲人又是病人的二儿子。乐观的下面，该是一颗忧伤的心，艺谋对于母亲一定是理解的吧。


你说出的是不是你真正想说的？一切的艺术创作，优劣先从此分！感于先，而后工于形，今古佳作无别！《一个和八个》并不能例外，因此它才格外好。
《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张军钊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与张艺谋年龄相仿，经历也相仿，弄清了这一点，自然就会明白《一个和八个》包含着什么，和小说《棋王》一样，《一个和八个》是我们一代人的骄傲。
“我要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
　　“我要表现人之劳作，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
　　“设色取浓郁，不取清淡。”
　　“构图取单纯，不取繁复。”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静中取动。‘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
　　艺谋的《黄土地》摄影阐述中这样写着。——在我们去陕北采景之后。
1984年的元月至3月，我们几个曾再赴陕北高原，生活、选景。白天，我们在一眼看不到边的沟壑梁峁中间上上下下地走；或是踏着留不下脚印的浮土到村里去，在老乡们的土炕上半天半天地坐。天黑透了，就在寒窑里头用红泥小火炉煮羊肉，酒喝到耳朵热，就聊，琢磨将来影片的模样，聊不多久我就觉得，艺谋在艺术上喜大，喜开阔，喜欢把人和环境弄在一块儿，又不越出总体的限制。他好默想。一事过脑，百转回肠，想透了，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必欲尽兴一述，方肯罢休，现出他性格中潇洒的一面。何群则多有神思，即兴道来，光彩是有的。他们之间也拌嘴，以何群的善言语，有时竟不敌艺谋，最后用一句骂人的话作结，众人都跟着一笑。——骂人有时是亲热。


艺谋的创作，师辈和评论界同志们谈得多了，又以“金鸡奖”形式得到肯定。我就不再赘言。只对他的工作态度倒有几件事可以说说，我想，他的成绩是跟这个有关的。

组内人员都以“张大师”戏称艺谋。还有一个绰号叫“张黑脸”。听见有人说“艺谋又黑脸了”，意思就是拍摄有问题了。
一次，选择一个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杜梨树，树下有白色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就是路不合适。艺谋自然又黑了脸。最后决定：踩它一条路出来。于是摄制组全体成员从下午两点开始，用卓别林的步伐，鱼贯而入，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4小时后才告成功。这条路白且光滑，不落脚印痕迹，极像往年踩踏成的。这时，他的脸也就渐渐变白了。
另一次，在窑内拍日景。为使光效真实起来，艺谋就须调整窑内外光比。一条拍过，他站在那儿不出声，半晌才说，外面毛得太厉害了，要是窑外有一座灰楼就好了。众人都笑：外边除了山坡就是山峁，这窑洞本身还是何群打的，何来灰楼！他不笑，只是发呆，身上的黑粗布大襟棉袄的衣襟吊着，像一块大擦嘴布。


我对他说：“下一镜机位不动，这样……”
他说：“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照明组长对他说：“怎么着，大师，灯就不动了呵！”
“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演员掩口而笑：“行了，魔症了。”
10天以后，样片来了，看完以后，我问他的感觉如何。“还行”，他说。他说完了，我心里念佛。
艺谋衣着简单，除单衣裤外，拍戏两月，就穿一双胶鞋，又不穿袜子。一脱鞋，非让人窒息才罢。不得已，每晚提入浴室放置，次日清晨取出仍臭不可闻。
这双鞋引起另一段故事：去年6月20日，我们在陕北佳县补完最后一批镜头，急欲返回北京冲洗，以决定摄制组是否撤离。事先约好了，有车在绥德等我们，然后乘车经吴堡过黄河大桥，入山西境直赴介修，夜间乘火车奔北京。
我们早上7时出发，因天雨公路禁行，不得已绕个大远儿到绥德，到时已行80公里。时间是下午四时。连忙换车过河，一行除了司机，有演员薛白、艺谋、制片主任和我。
进了山西地面，天已擦黑，这才发现山西全境修公路，红色“菲亚特”在泥泞中像船一般走，走走停停不说，还得不时下车推进。午夜12时许，天降大雨，离介修24公里处车辆堵塞，通行无望。我们下来勉力推车掉头，决定直取太原。掉头之后，已是一身泥水，车走到一铁道路口，公路平得像镜面，都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凌晨前稳抵太原。艺谋便喝令停车，其余人都觉惊讶。只见他下得车去，脱下那双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跟我不易，现在戏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了，说罢上车，喊声走。众人笑完，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拍完，他也照此办理过。这是第二回。我心中好笑，等到车进文水，我更无意把这一举动升华为“穿新鞋走新路”了。——原来此县境内也在修路，路面比前头更烂，又有石子遍布，下车推进时，只听得一阵阵呻吟。又听见说：二次大战，二次大战，德军进攻莫斯科。
四野漆黑，只见三个小小人影在奋力推车，腰部以下，都是黄泥。我突然想到：“我想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黄河之东流到海不去不回……”便笑出声来。
我这么猜艺谋当时一定十分怀念那双臭不可闻的胶鞋。
凌晨5时20分，泥车飞速驶抵太原火车站，下来的人以赤脚大仙为首，使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40分钟之后，车行北京。
张艺谋于当日下午赤足径奔电影洗印厂。


5楼

张艺谋的臭鞋子现在存放在银川电影基地博物馆内
写到这儿，倒有几句似乎是题外的话。
我们总说，十几年以前开始的“文革”，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除了面临崩溃的经济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要算是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现状了。从恐惧、怀疑和惰性等等里头产生出来的种种阴暗心理，是改变民族精神面貌的阻力。总起来说，就是对自己、对大家都没有信心。一个爱冲动的民族也往往是爱抱怨的。文化人也不例外。我由这种现象想到一些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所以有了传世的魅力，大约是因为他们并不把自己弄进一个个人和具体时代的痛苦里头，他们的艺术是会飞翔的一种。我不懂莫扎特，只听人家说，他苦过，又穷了一辈子。可他的音乐却是一只带哨的鸽子，让人听了快活的。这恐怕不能说，他不敢正视世上的苦难，而只能说，他小看那个苦难，他早早地比别人超越了那个苦难，别人听了他的音乐就知道该爱什么，该恨什么；别人也就知道，他的痛苦原来是大家的。他到达的悟境确实是少有人能企及的。
我的一位朋友曾同我争论说，他在“文革”中失去了姑姑和妹妹，他希望还有她们，历史不单是社会的历史，还是心灵和现世的历史。如果让他选择，他决不会选择“文革”。
我同意他的话，又想补充一点，既然我们没法那么有效地选择历史，是不是可以在有些事情上更看得开一点呢？尤其作为艺术工作者，是不是该从过去的灰堆儿里去寻找一点有用的东西，然后去造出点什么呢？
我由此想到艺谋。以他的家庭和个人经历的事儿看，他或许比我们更有资格去指责，去抱怨，最后把个人的痛苦搁进他的画面里头。可我们看到的确实另外的东西：很稳定、很沉着的庄严，很深情的诗意和很凝重、很安静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比技巧贵重得多的东西，要说这就是他的个性，那是经过锻炼的。
我常常对这样的问题犯糊涂：是什么造就了有信心又有作为的人物？是苦难吗？要是那样，苦难竟是必要的了。反过来想，没有了苦难，没有了泥里水里的打磨——像阿城说的，大家都属打鱼的，看风使帆，那还会继续生出些出类拔萃之辈吗？我拿不准。


1982年夏天，刚刚毕业的张艺谋回到了他插过队的那个村庄——和他媳妇一块儿。他们离开这个村庄已经10年了。曾经和他一起看过谷仓的老汉已经逝去，而当年的娃娃已经成了亲。人们不能明白，学一个拍电影还要4年，4年，种了几茬麦？可他们承认——“艺谋好了。艺谋现在好了。”艺谋接过捧不下的鸡蛋和红枣，然后去作全村每户人家的食客。一位10多年前向他借过几块钱的老汉，一见面就连声道：“钱没还后生哩，钱还没还后生哩……”说话的时候，脸是红红的。
人们又站在村口送走了这一对夫妻，眼神是定定的，脸上是笑笑的。在他们眼里头，北京是今生到不了的天堂；上了大学的艺谋现在是好了。他们不会想到，艺谋是来感谢他们的。他们也不那么想：他们曾经教给了这个后生许多许多……
艺谋算是没有愧对他的双亲，插队时的乡亲和工厂里的师傅，自然，还有时时操心着的他的妻子。他可以告慰他们了。可是，我觉得他早就可以告慰于他们了——要是我们不把“金鸡奖”当成什么要紧的标准的话。他是曾经在华山顶上嚼干馍的人，他是曾经在黄河岸边撒尿喝水的人，跟这些个地方比，难道他会特别在意那一块铸成鸡型的金属吗？
张艺谋获奖之后，报刊上的宣传沸沸扬扬，特别是广西厂给了他重奖和优厚待遇的消息更是成了口碑。其实，到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艺谋还没功夫回去领取奖金、享受其他待遇。我看到的倒是其父的一封来信，信里头这样写着：“你的获奖及报刊上对你获得金奖的宣传，于你是好事，亦不是好事。其他获奖者均未有此宣传。我同你妈商量过了，以为3000元奖金过多，应辞谢不收，三室一厅的房子也不宜接受，你在广西孑然一身，要它何用？不过虚设而已。唯有提升两级工资可以接受，这是对你劳动的报酬。”


这篇文章已看过，不过还是要顶楼主~

谢谢顶帖呀，

这个我也早看过，不过觉得很不错，转个来放在这儿，没看到的人看看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