烁的古汉语,在恨水先生那里得以出神入化的运用,旧瓶所装的是新酒,更可贵的是诗人正直敢言的人格本色。言志与载道两者的水**融,忧患的意识以批判的锋芒出之,使之成为一种别致的杂文诗。家国之感郁乎其间矣!今读《剪愁集》,绕室徘徊,不能安坐,益觉旧诗不灭的生命力。
“满长街电灯黄色,三轮儿无伴……十点半,原不是更深,却已行人断。岗亭几段,有一警青衣,老枪挟着,悄立矮墙畔。谁吆唤?……硬面馍馍呼凄切。听着叫人心软……”(白话《摸鱼儿》),浅近文言,古白话,现代白话,在恨水先生笔下,其表现力是惊心动魄的!大俗反获大雅。似随意实讲究,如这阙白话《摸鱼儿》,其尖新与朴素,奇巧与浑厚,下词之准,状物之切,情景的逼真,声色的活现,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不能不推为白话长短句的典范。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虽然创痍满目,乱象横生,文化人的生存尚有一席之地。等到四十年代,国破山河在,精神和物质都无路可走之际,国人仓皇如幕燕釜鱼,文艺的色调自然也由灵动多元衍为潦倒哀哭了,人真到了绝境是很难幽默起来的。苏东坡以为文人之穷“劳心而耗神,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是从作文那一天起,忧患即相伴随,几乎是先天的。不过以此衡量恨水先生,在言愁方面却只说对了一半,他更多的是忧时伤世,自哀哀人,他对民间疾苦有着近乎天然的感触。当然在创作的效果上倒是欧阳修序梅圣俞诗集所说“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事实上诗人与穷愁结缘,是自古而然的,只不过可穷者身,而不可穷者情志而已。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旧时文人最多这两种,都可取,恨水先生却不是狂者也非狷者,他是堪为士范的贤者。旧道德和新思想在他身上得到奇妙的亲和融会。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集一样,是一出漫长的传奇文,洋溢老派和正气,他是那种典型的老作家,重友谊,尚任侠,像长途跋涉的骆驼,这样的作家近乎绝迹了。他的小说固是白话,而他的诗词散文,却在白话中浸透了文言气息,楮墨内外虽与时代共呼吸,忧时之士的苦闷,而他的心情确实很旧很旧的——令人揣摸不尽的旧时月色!负手微吟一过,满心都是温馨和苍凉。这是因为他一肩是中国文学传统,另一肩是西洋文明;他笔下是传统纯正的中文,思致婉转,尺幅兴波。今天的文场,面对弥望的翻译体,那种像掺沙豆粥的文字,别扭拗口,冗长空洞,他们的初衷是要写话,结果却是不像话。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样的情势下,不免令我们越发怀念恨水先生的文字空间,怀念那醇酒一样的文字的陈年旧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