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一辈子做了许多大事，我最关注，也可以说最感动的是他从1871年到1901年这三十年间的生命历程。这三十年是19世纪的中国外交之路和工业之路最蓬勃的时期，但也是国家大势最黑暗的时期，李鸿章无疑是这期间整个中国最忙碌的人。
李鸿章的这三十年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奋发、纠结、失落。前二十年是奋发前进的时期，这期间他轰轰烈烈地干了许多大事，筹议海防、建立北洋海军、派遣留学生、修筑各大军港要塞及海军学校，不能不说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为孱弱的中国构筑了一条看上去颇为可观的北方海防线。况且，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东北亚的海权基本是掌握在北洋舰队的手中。八大远的巡逻范围北及日本海，东至第一、二岛链之间，南达南中国海，俨然一副东方霸主的姿态。
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原因，北洋舰队却每况愈下。外表似乎依旧光鲜亮丽，但李鸿章深知，内里已满是蛀虫。及至甲午开战，他的这种纠结日甚一日，感到似乎战也不是、和也不是。
到了威海卫失手、北洋全军覆没、马关签约、罢官去职，李鸿章一下从人生的巅峰跌落至谷底。他虽然有错，但实在是当权者的替罪羔羊。到了辛丑年，他再一次以危危病体登上谈判桌，面对列强尽力为国家争得利益。
实际上马关和辛丑这两次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耻大辱，若不是李鸿章去谈，中国只怕失去更多。比他强硬的，肯定谈不拢，结果自然是继续打。比他温弱的，只能给得更多。无奈，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
这种失落无以复加，所以他才在去世前悲叹“创深痛巨，薄海惊心”，这既是对国家的担忧，也是对个人身世浮沉的感慨。进而又殷殷嘱托“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也就是中英在南京江上签约后的第二年，刚及弱冠的李鸿章自合肥进京应乡试。途中写下著名的《入都》十篇，谓：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此种宏愿和气魄已明白无疑地表露出他的野心和自信。
几年后，李鸿章投贴拜在曾国藩门下，从此，这两位日后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抒写了一部颇见意味的师徒故事。
曾国藩自义理中来，归义理中去，他虽然完成了晚清极其罕见的事功，但终其一生，那不过是一些表面文章。他的精神内核还是义理，而且他不光实践义理，还系统阐述义理，他虽然走在义理和事功之间，但他内心深处大概并无太多彷徨。事功达到一定程度便适可而止，然后仍然回到孔夫子以降、中国士子都试图达至完善的义理，这一点我认为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个人精神世界上最大的不同。李鸿章即便拜曾为师，跟随他征战多年，目睹了他冲折于洋人与华人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甚至悉心问学于曾。但至少从他后来的仕途和人生历程中，我们可以很鲜明地看到，义理在他的精神内核中占据的地位已经远远比不上他的老师。
李鸿章既然问学于曾国藩多年，自然会受其人格和义理的巨大影响，这从他本人的日记或奏折中也偶有体现。而蒋廷黻说：“一看李之全集，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我想这当然离真相不远，只不过稍显极端。李鸿章临去世的那道奏折虽然重点强调的是国力的盛衰，但背后透出的亦有他对于君王的忠心和对天下的责任心，这些都是义理的传统内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是沿着这个道路走的，李鸿章也是。不过，他们在后世的评价却有很大差别，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曾国藩走到“平天下”之后，又调转头，向回走去。而李鸿章虽然可能想回，却回不去了，也不能回去。如果回去，中国或许又要陷入新一轮的停滞。这个时候，当传统义理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经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在列强环伺的境遇中失落、衰败了，人们定要勇往直前，去达到更强的事功，迎来更广大、更深刻的义理。只不过传统义理虽已成强弩之末，在旧时代的中国却必须要有。
其实，看看鸦龘片战争以来几次近代化的尝试，我们能够发现，每一次都有一两位精神领袖。洋务派的曾国藩，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革龘命派的孙中山、章太炎，五四的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周围都曾经聚集起一批拥有共同理想、并且也长于实干的同志，而维系这些集体的真正纽带是几位领袖的理论体系、人格魅力和精神信念。这种纽带总的来说比较牢固，虽然可能在具体事情上互有龃龉，但对追随者的心理影响深远。李鸿章的身边虽然也有一大批跟从他的人，但其间的纽带却是利益，而体现这些追随者价值的，也仅仅是他们的事功。很显然，古往今来，利益在时刻变动，此时在我，彼时在你。也就是说，用利益捆绑的集体是松散的，一旦利益转向，集体便很容易分崩离析。而且，李鸿章的这种纽带，对于时代的风气确实是弊大于利。在一个没有法制却又开放的年代，以利益为纲目的人际网络，终究是低劣、短暂的，也无法铸造更雄健的民族性格。利益的纽带是功利主义，义理的纽带却有超越时代的特性。没有高超人格的领袖，不可能为国家民族带来足以超越时代的精神气质。
当然，李鸿章未必不想像他的老师那样，以义理、人格和信念感召一批人，但可惜的是，他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些缺陷，比较虚浮、刚愎。而要想在人格和义理上有大成就，沉静和宽怀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可以说他在义理的磨砺中先天不足，根本达不到曾国藩的系统高度，所以对李鸿章敬仰有加的梁启超也评价他“不学无术”。不光如此，李鸿章在事功的凯歌高奏中，时有对于传统义理的轻视和不屑。因为事功在器物，义理在人文，两者多有龃龉和互斥。而李鸿章在办洋务的二十多年间，常常苦于清流、守旧之人祭出义理大旗对他营造器物发动的围剿，自然生出一种对于空谈义理性命的亦俯亦仰的隔膜感和拒斥感。所以不学无术的李鸿章在义理人心上无法做到大气磅礴、海纳百川，或许有时代特征的潜移默化，但主要还是李鸿章本人对于义理和事功的体认。他最后的奏章有义理，表达了忠心和责任心，这说明了他内心深处对此也有渴求。但细细看去，明显呈于他人眼前的，还是事功。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也是他的性格和时代的宿命。


这一切矛盾与分裂，既来源于历史，又改造着历史，其中颇多令人扼腕与太息的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的固结和僵硬。但当我们回顾历史之际，很多东西又并不是那样片面和巧合。
马关与辛丑两次签约的许多细节，或许可以还原一个更加真实而不那么脸谱化的李鸿章。在马关，李鸿章面对的是同以事功著称的伊藤博文，“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胜利者当然可以强硬。而李鸿章所能做的要么是横眉冷对、不欢而散，那就只有继续战争一途。要么就是委曲求全，在条约上屈辱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但李鸿章的目标很明确，“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他甚至在签字前对随团赴日的美国顾问说出了议和不成要打持久战的想法，并认为如果要打持久战，最终日本必败。而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的那两枪，让李鸿章略有了些底气和筹码，伊藤博文也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做出了一些让步。可以说，《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虽不是罪魁祸首，但也难辞其咎。不过，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却也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承受着肉体的巨大痛苦，为国家挽回了少量损失。马关之后，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后来他出使欧美，途经横滨时需要换船，据说他甚至不愿意乘坐港口的摆渡船，因为那艘小船属于日本，而是在两船之间搭了个板子，颤颤巍巍走了过去。这一举动虽则带有表演性质，但充分表明了他内心深处的决然。后来，康有为过马关，写下“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当日痛骂李鸿章的康有为，经过多年时光的淘洗，似乎已经能够体会前辈的心境，也隐隐有迟暮的英雄怀念陨落的老英雄的惺惺相惜之情。
而《辛丑条约》的签订，则把李鸿章彻底拖垮了。本来，李鸿章和庚子巨祸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第二次逃出京城的朝廷一封接一封的急电召李鸿章回京议和。即便他曾经一路迁延观望局势，最终还是奉旨主持中方的和谈代表团。“人均一两，以示侮辱”的四亿五千两赔款让李鸿章口吐鲜血。在我看来，督粤的李鸿章显然和坐镇北洋时的李鸿章有所不同，这里面也包含了近代中国南北的差异。对于北方人或者在北方为官的人来说，清廷的统治是一种近距离的政治现实。而对于南方人来说，清廷则是一个缺乏现实存在感的东西，是一个地道的他者。毛龘泽东曾对来访的尼克松说，他的影响力只能到达北京郊区的一些地方，这并非完全是谦虚，而是清醒。同理，在南方的封疆大吏们既远离政权中枢，又直接面对着东渐的西风，自然在思维和行为上更多激进、革龘命的倾向，李鸿章也不能不受影响。只不过，前面说了李鸿章是19世纪的余晖，虽然尚且灿烂，但他说到底还是一个在传统中濡养出来的士人，所以他终究还要奉诏北上议和。徘徊在南北之间的李鸿章，身上又多了一层地域上的矛盾与纠结。
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两次签约，主角都是李鸿章，“坐而论道”、“局外论事”的人如何能够体会他在谢世前那道奏折里写下“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时的心情。他也曾经轻信洋人，有崇洋媚外之嫌。只不过，我们又何以能够了解，作为一个曾经无限辉煌的王朝的一员，在传统义理中陶染过的李鸿章，在面对列强低三下四时，心中是否也是无比痛苦？朝廷要他背负的，无一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痛骂李鸿章的国人，更应该做的是反躬自问：我们是否放弃了“国民之责任”？
1901年11月7日，弥留之际的李鸿章仍然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目乃瞑”。
自此，世间再无李鸿章。以事功论，他颇可以算是中国近代第一人；而以义理论，他似乎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道德沦丧之人。套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事功便是价格，而义理乃是价值。按照哈耶克的看法，价值似乎是虚无的，只有价格才是实实在在，也是他所谓的市场造就的扩展秩序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但哈耶克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义理之间有着无法调和的障碍。价格与价值交相变换之际的彷徨、失落、矛盾与脱榫，正是中西折冲的历史大背景下始终高悬于中华民族头顶的巨大阴影。而李鸿章，就是那巨大阴影中最浓重的一点。

因为今天是李鸿章过世110周年，所以写了这篇文章。我对李鸿章并非有多少亲近感，主要是感慨一下那个时代。

我个人认为除了外部的经费问题外，李鸿章也是有一定私心，毕竟北洋是他一手建立的，而且和日本打仗，他很清楚是以他一个北洋对抗整个日本，他认为没有胜算，自然不想消耗自己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家底。当然，这个原因和没有经费是捆绑在一起的。
另外，他有些依赖外交途径，没有看清无论是俄国，还是英美，也都是如狼似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