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开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的资格。今天孙馆长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纪念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出于什么理由？是怎样一回事？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自以为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他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喜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一）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革文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五十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份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却是照片上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革文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付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好样子，二十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份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象吴稚辉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非洋派，也不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太多了，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肖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肖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证得同意，自己说说而已。

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宣传画，或以随便什么精陋的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太多了，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肖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肖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证得同意，自己说说而已。

（二）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太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鲁迅说不定会同意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家，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是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肯定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地平实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那么，仔细看来，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家的人，实在很不少。

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仆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返的大批左翼人士与***人，则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居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凯、付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付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或者说，鲁迅先生毕竟不是政治家，而是个文人、作家、思想家——这说法也对也不对。民国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书生问政，书生干政，多得是，譬如付斯年的本职就是教授。鲁迅和民国许多文人一样，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不恰当。

总之，鲁迅的时代，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人被我们贬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伟大的***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枝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讲鲁迅，大有“以偏盖全”之嫌，但我不管它。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煞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捡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好玩”的鲁迅图像看一看。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去除层层叠叠油垢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内山完造那边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孙夫人即宋庆龄家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


有这样的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但又有一层需要说，却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鲁迅知道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不恰当、不大方，都没必要。而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特意搜寻着要去见一见的意思，倒也没有”，好，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
有这样的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老先生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意，用了点心思，又看不出怎样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看萧怎样不熟练地使筷子夹菜，还有许多令人发噱发笑的细节——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两句话，年轻时读到，不注意，中年后读到，我心里笑起来。
太多了。在鲁迅先生的所有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轻轻地，或者放纵地，故意的，或不是故意的，随时想到，随时好玩，随手写下来。因他是通体的、彻头彻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玩”。所以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到的处境就是很寂寞，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这一层，鲁迅真是很失败，他害了好多读者，也被读者所害。
我常会想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流亡者，因此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也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意图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是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照他看来，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
“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迭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领会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二）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关于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做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鲁迅死了，怎样塑造他，修改他，全给捏在官家手里；什么要重点写，什么不能写，谁必须出场，谁的名字不必点，等等等等。这可见得我们知道的鲁迅，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涂改捏造出来的。第二个感触就比较好玩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梆梆。夏衍，是鲁迅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的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嘻笑言谈。唐弢还说，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几位论敌，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胡适算是鲁迅的“宿敌”，可是你看鲁迅给胡适早年的信，虽敬而远之，不作熟腻之态，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的调笑。他与郑振铎有好多信不厌其烦商量怎样印笺谱、怎样印得它精良考究之类（这些信件往来正是鲁迅大叹时代黑暗，也正是柔石与瞿秋白被害的三十年代初，当我在鲁迅纪念馆亲见那些精致透顶的笺谱，我就想，这精致与闲心，不也是那黑暗时代的注脚么），可是我看夏衍回忆，就说“他有一个时候见了郑振铎就骂他，说在‘小说月报’上照片弄错，翻译弄错，他讲两个富家女婿，一是指邵洵美，一是指郑。但有件事上两人又有同感，印笺谱，搞版本，非常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