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在明末崇祯年间的“己巳之变”中，在京师负责防御作战的蓟辽督师袁崇焕死于皇太极的反间计之下。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皇太极利用在京郊抓获的两个养马太监，策划了这出反间计，将袁崇焕置于死地。
这两个养马太监是十一月十七日被后金抓获的，一个叫王成德，一个叫杨春。到了十一月二十二日后金放王成德回来送议和信，等到十一月二十九日依然没有回音，后金又将杨春放了回来，也是送议和信，但有所不同的是后金方面在这位仁兄身上加注了反间计的策划起了作用。
后金方面的设计是这样的，他们让杨太监“无意间”听见了一段交谈，说袁崇焕跟后金有密约，当日后金军的撤退是依计而行的。后金部将这么说，又故意让杨太监听到，倘若杨太监回去转告给崇祯，那对袁崇焕肯定十分不利，如果崇祯一上当，相信了后金的说法，那老袁可就有牢狱之灾了。
依据后金的叙述，这位杨太监是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带到了德胜门放回京城去的，第二天崇祯就逮捕了袁崇焕，这样的结果似乎显示后金的反间计意图确实获得了实现。
粗略来看，后金方面的叙述还算完备，不过其中却隐藏着巨大的问题。首先，明朝方面的记载说，王成德和杨春两个太监都是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当天，同时被放回京城的，一个走安定门，一个走德胜门，并非如后金所说，杨春是直到二十九日才放回来的。这个细节差异显示双方的记录存在出入，其中有一方肯定作伪了。
其实，根本不用分析明方作伪的可能性，我们单从后金的记录里就能发现致命问题！
后金记载这个事情的史料，比较权威的当属《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两个史料记录如下：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962页）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清太宗实录》81~82页）
《满文老档》里提到了“二十九日”，非常明确，《清太宗实录》也里说了“庚戌”日，其实就是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虽然这两个日期很一致，但《清太宗实录》里还有一个“今日”，这个日期随即会带出来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从而彻底暴露此番记录是作伪而来的。
《清太宗实录》里提到的“今日”就是部将高鸿中、鲍承先二人忽悠两个太监的那一天，文中曰“今日撤兵乃上计也”，其中“上”代表皇太极，大意是今天我们撤兵其实是皇太极的计策，而皇太极在当天出现在了阵前，并且和对方来人有互动。
“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
两位太监是在十一月十七日被俘虏的，在二十九日之前，皇太极出现在两军阵前的次数只有两次，一次是二十日在德胜门和满桂军对阵，一次是二十七日于左安门和袁崇焕的关宁军对阵。
德胜门那次没有什么策略可言，两军杀得昏天黑地；相比之下，左安门前的那次对垒还真有些诡异，因为后金军并没有和袁督师的队伍厮杀，皇太极转悠了一圈后突然决定撤军了，这样的情形跟高鸿中、鲍承先的描述比较吻合：
“二十七日，闻我军击败所余之袁都堂军，即于城东南隅，安营扎寨。遂令我兵往攻。命兵列阵，逼近而营。汗率诸贝勒及少数随从，往视进攻之处，云：入处坚险，若我军士被伤虽然胜何益？总之，此乃溃散之兵，对于我等又何足为患？遂引军还。”（《满文老档》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