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脸上露出惊讶和受伤的表情,仿佛我朝他脸上啐了口唾沫。“噢,鲍勃,”他说。“鲍勃,这是什么?看看,我们别再捉迷藏了。我知道我给你看过那张支票;我还可以再给你看一次。”他气得运动衫的折痕处都一起一伏,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走到壁橱那儿翻腾一通,把支票找出来。
还是那张支票,没错。金额还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面在那人签名之上,伯尼皱巴巴的签名连同银行橡皮图章一起,现在都他妈的一清二楚。当然,上面写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额。”
所以我并没有被打劫——也许,只是被骗而已——现在恶心的姜汁汽水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敢肯定这种感觉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从没体会过。
“我对不对,鲍勃?”他问道。“我对不对?”他让我再坐下,尽量微笑着跟我解释。我怎么可能以为他说的是一篇二十五美元呢?难道我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拿回家的是什么样的钱?噢,某些自己有车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但你们这些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这些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一周只能挣个四十或四十五,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个五十块。即使像他自己,没有孩子,老婆在电话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尽管找个出租车司机去问;日子真不好过。“我是说,难道你觉得还有谁会为这样的文章买单呢?你会吗?你会吗?”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几乎要笑起来,好似在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准是昨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鲍勃,我对这个误会感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但是我高兴的是我们现在把它说清楚了。因为说真的,你写得真好,我有种感觉我们会成功的。实话跟你说,鲍勃,这周晚些时候我会再联系你的,好吗?”
我记得我是多么鄙视自己,因为我竟没有勇气说声别再费神了,我只是在向门口走去时,甩掉他慈爱地搭在我脖子上沉重的手。在过道里,又一次面对那个年轻号手,我突然有种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预料到接下来我们会说些什么。我会说:“伯尼,你以前在军队里真是号手吗?还是只为了拍那张照?”
而他则不会有丝毫羞愧,单纯的笑容里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他会说:“只是为了照张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头戴宽檐帽的号手会转过身,照片里精神抖擞的形象会慢慢松垮下来,从小号口上扭过脸去,那无声的、没有才华的两片嘴唇从来屁都吹不出一个,我知道它会装作没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冒这个险。我只说:“再见,伯尼。”然后我就离开那该死的地方,回家了。
琼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说她在这事上对我“很体贴”,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晚那种心情下,她的“体贴”几乎能杀死我;我是说,她对伯尼太宽容。
贫穷、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黄粱美梦——那类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些年他花了多少钱吗?有多少辛苦赚来的钱可怜就这样掉进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无底洞里去了?他又多么幸运,用张自己伪造的作废支票,终于钓到了个一流作家。多么感人,多么“甜蜜”啊,他说“我要直接付你现金”时,已经知道我与那些作家的差别了。
“好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对她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一次我比她想问题更实际。“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别的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都我说了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