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致介绍一下公羊派的历史地位




说到公羊派，就不得不提一下公羊派的学说核心：大一统思想





强调尊王, 建立王者独尊的政治秩序, 这是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重要内涵。
公羊学强调尊王大义首推《公羊传》。《公羊传》认为,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这个时期, 随着王权的衰落和政权的下移, 一方面是诸侯之间争霸不已, 一方面则是诸侯肆意僭越礼制, 周天子威信扫地。面对这样一种礼崩乐坏的局面, 孔子感到痛心疾首, 便在《春秋》中通过褒贬义例和避讳手法来体现尊王大义。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文公践土之盟招致周天子之事, 《公羊传》就认为其中“公朝于王所” 一句便是《春秋》采用的一种避讳手法。它说: 《春秋 》“曷为不言公如京师? 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 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 不与致天子也 。”在《公羊传》看来, 诸侯招致天子, 当然是违礼的行为。《春秋》为了维护周天子的尊严, 而采用了这种避讳的手法。又如《春秋》庄公六年记载:“夏六月, 卫侯朔入于卫。”《公羊传》认为《春秋》的记载蕴含了褒贬之义, 说:“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 犯命也。其言入何? 篡辞也。” 在《公羊传》看来, 卫侯犯天子之命, 当然是一种不尊王的表现, 所以《春秋》要名之绝之, 以示贬损。《公羊传》认为, 《春秋》的记事原则是不与诸侯专地、专封、专讨, 以此体现尊王大义。所以, 在其所记242年之事中, 凡是体现尊王大义的, 必然给予褒奖; 凡是违背尊王大义的, 则必然给予贬损。同时, 如果直书有损于尊亲贤者形象的, 则必须采取避讳的手法。

好了，言归正题，该谈谈公羊派的大复仇说了：
大复仇说，是指公羊家推崇复仇的学说。在《春秋》一经中，凡有复仇之事，孔子必大书特书，以张复仇之义。大复仇说是公羊学中很独特的学说，充满着对不义的愤怒与热血的报复。在大复仇说中，公羊家所理解的人不再是温情脉脉的伦常关系中的人，而是赤裸裸的凭血性本能行事的人。复仇者的心中燃烧着报仇雪恨的怒火，不再顾及人间的礼法而欲以仇人之血来洗却心中的怨毒。
公羊家在《春秋》经中礼赞复仇，是肯定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个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来恢复历史中的正义。公羊家之所以提出大复仇说，有其时代的背景。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天下无道，政治失序，诸侯相灭，君臣相杀，社会生活中缺乏最基本的公义，故灭人之国，，绝人之世，杀人之父，残人之子者比比皆是，社会中的怨毒仇恨极深。在这种情况下，周天子已丧失庆让诛绝的公权，不能通过合法的政治力量来解除社会中的怨毒仇恨，而社会中的怨毒仇恨如果不化解，人们即不堪在此极度不公的社会中生活。为解决此一问题，公羊家提出了大复仇说，赞同通过复仇的方式来恢复社会中的正义，使人类历史不致因为政治失序而陷入完全的不义与邪恶。一般来说，大复仇说可分四个方面来论述。：

那么，齐襄复的是什么仇呢？齐襄复的是远祖之仇。齐襄的九世祖哀公被纪侯诲言于周，被周愁王烹杀。齐襄对此事耿耿于怀，总觉得自己有为先祖报仇雪恨的责任，此仇不报心中总感不安，只有到灭了纪国才觉得自己完成了子孙应尽的责任，”事祖之心尽矣”。齐襄在灭纪之前，曾进行了占卜，卜辞曰：”师丧分焉”(军队要损失一大半)，但齐襄并不为之动摇，而是仍然坚定冒死复仇的决心，回答卜者曰：”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齐襄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复仇决心是何等的悲壮!复仇的使命是何等的迫切!其对仇人的憎恶是何等的强烈!其对先祖的追念又是何等的深沉!这种不畏生死的复仇冲动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其中没有半点功利的考虑，亦不受丝毫礼法的约束，纯是念祖之情之不容己，悲壮而感人，故《春秋》大之，许齐襄复仇为贤。但是，齐襄所复之仇为九世仇，父子相继为一世，九世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九世以后，现在的子孙是否应当承担为远祖复仇的责任，确实是一问题。故《古周礼说》云：”复仇可尽五世之内，五世之外，施之于己则无义，施之于彼则无罪。”然公羊家否定了这种看法，而是认为不仅九世之仇可复，即使是百世之仇亦可复(“虽百世可也”)。百世之仇可复”确实是一种非常极端和特殊的说法，需要给予理论的说明才能使人信服。公羊家遂用”国君一体”的理论来说明”百世之仇可复”极端看法。在公羊家看来，国与家不同，国是诸侯国，一旦建立以后，就具有永存性，子孙可以永远继承延续下去，故国可世。由于世国者是君，君与国为一体，即国必须通过君来代表，没有离开君的国，如齐侯虽百世亦必称为齐侯，不会因为世系的变化而变化(齐是国，侯是君，”齐侯”永远都连在一起来称呼，不会因为世系变化而分离)。这样，今天的齐侯所继承的齐国亦就是历史上的齐国，今天的齐侯不仅继承了齐国往日的光荣，亦继承了齐国往日的耻辱，故齐侯不但要对现在的齐国负责，还要对历史上的齐国负责。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公羊家认为齐襄九世远祖哀公所受纪侯诲杀的耻辱被齐襄继承下来，成了齐裹的耻辱，齐襄必须复纪杀祖之仇雪洗此耻辱，才能完成对齐国的责任，尽到一国君应尽的义务，故公羊家断然肯定国君可复九世及百世之仇。而家则不然，家是大夫家，《春秋》讥世卿，认为大夫不当世，世卿非礼，故大夫与家并非一体，大夫未继承历史上家所遭受的耻辱，也没有义务对历史上的家负责，故大夫不可复九世及百世之仇。《公羊传》通过问答说出了这层意思。《公羊传》曰：
“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



齐襄灭了纪国，但今天的纪国并非历史上的纪国，今天的纪国没有犯下馋杀齐襄公之罪，齐襄灭纪是不是迁怒于今天的纪国呢？《公羊传》的回答是否定的。《公羊传》以两点理由来说明齐襄灭纪并非是出于迁怒。第一点理由，《公羊传》认为，今天的纪国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古时无明天子之故，若古时有明天子诛绝馋杀齐哀公的纪侯，今天必无纪国，故纪国于理本该灭，齐襄灭纪是一正当的行为，只是由于古无明天子来完成这一正当行为，才由齐襄来完成这一正当行为。第二点理由，《公羊传》认为，古时诸侯必有会聚之事，在会聚时必须按朝聘的礼仪来进行，这种会聚朝聘的礼仪就是”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但是，齐国先祖被纪所诲杀，齐纪是仇人，在相会时不可能互称先君以相接，故齐纪在会聚礼仪上无话可说，非常难堪，简直与纪”不可并立乎天下”。在这种情况下，要报齐侯杀祖之仇只有灭掉纪国，因为灭掉纪国后才能克服这种外交上的难堪局面，回报此不共戴天之仇。正是基于这两点理由，《公羊传》得出结论：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情况下，齐襄可以缘恩疾自复仇。这里所谓缘恩疾自复仇，是认为在天下无道，公权丧失的情况下，个人可以根据恩疾(恩痛)的自然情感复仇。杀人尊亲是毁人之恩使人最悲痛者，故复杀祖杀父之仇就是以人类心灵中自然的恩痛之情作为依据来恢复社会中的公义。这种恩痛之情是人类自然的血缘之情，充溢在人的心中不能已，在人类一切价值都毁灭后这种缘恩疾而产生的情感就成了人类唯一的、最后的价值，成了恢复人类公义的最后希望。职是之故，公羊家大复仇说对人类的恩痛之情给予了最高的赞礼，并以之为复仇的最终依据。在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公羊家在复仇问题上没有运用”实与文不与”的书法，即并没有在《春秋》之文上不与齐襄复仇。我们知道，”文不与”含有贬义，如《春秋》文不与齐桓晋文专封专讨专执专杀，即是认为专封专讨专执专杀是天子之权，诸侯不得越权运用，即使是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实与其专的情况下，《春秋》仍书”文不与”以贬其不当专。但在齐襄复仇一事上，《春秋》则”实与”而未”文不与”，即在书法上不贬齐襄而大其复仇(何注言”不为文实者，方讳不得贬”即是此义)。于此可见，《春秋》是何等的推崇复仇!
为了表明齐襄复仇的正当性，《春秋》特于齐襄灭纪后紧接着书：”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以示齐侯复仇光明正大，恩怨分明。纪伯姬是纪侯的夫人，卒于三月，齐侯灭纪后，就不再有纪国的臣子为纪伯姬举行葬礼，齐襄痛之，即以夫人之礼葬纪伯姬。《春秋》为彰显此事，特书”齐侯”而大之，并破《春秋》外夫人不书葬之例书葬纪伯姬。齐襄这种恩是恩、怨是怨、恩怨两行无碍的态度确实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态度，这一态度表明齐侯在复仇中仍未忘记大礼，齐襄的复仇行为在伦理上可以说简直无瑕可击。故《春秋》赞齐襄曰：”灭其可灭，葬其可葬。以为虽遇纪侯之殡，亦将葬之也。”以上所论是齐襄复九世仇一事，下面当论鲁庄复齐襄杀父之仇一事。

鲁庄公之父鲁桓公被齐襄公在酒宴上诱杀(见前述)，齐桓公继位后，依《春秋》国君一体的理论，祖孙荣辱与共，齐桓公不仅继承了齐国的荣光，也继承了齐国的怨仇，故齐国自然也就成了鲁国的仇敌，齐桓公也不可推卸地承担了齐襄杀鲁桓公的责任。反之，对鲁庄公来说，报杀父之仇也就落到了齐桓公身上。由于鲁庄与齐桓都是国君，故鲁庄复仇的方式必然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进行。根据《春秋》记载，鲁庄公于其九年在并地乾时发动了一场向齐国复杀父之仇的战争，但鲁庄惨败而归。《春秋》抓住鲁庄复仇惨败的这一事件，大书特书，表达了《春秋》大复仇的思想。
庄九年秋《春秋》书曰：”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
按：《春秋》王鲁内鲁，缘鲁以言王义，又《春秋》尊王，”王者兵不与诸侯敌”。故在《春秋》书法中，凡鲁与诸侯战鲁败皆书”战”而不书”败绩”。如桓十年鲁与齐侯卫侯等战于郎即是鲁败书”战”而不书”败绩”之例。这是因为《春秋》之义，王者无敌，《春秋》通例内不言败，《春秋》变败为”战”即是为鲁(王者)讳。但是，在鲁与齐乾时之战中，《春秋》违背了”内不言败”的通例，而是直书鲁败绩。为什么《春秋》会有此变例呢？这是因为《春秋》要特意夸大或者说彰显鲁之败。那么《春秋》又为什么要特意夸大彰显鲁之败呢？《春秋》夸大、彰显鲁之败的目的是要表明鲁庄向齐桓复仇是大义所在，即使吃了败仗也不为耻，没有必要去讳。非但没有必要去讳，反而要大书特书，因为复仇战败是非常光荣的事，值得称赞张扬。故《公羊传》曰：”内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伐败也(何注伐败为”自夸大其伐而取败”)。曷为伐败？复仇也。”从《春秋》伐鲁庄之败可以看出，《春秋》对复仇是何等的推崇!
以上所论是国君复国君杀祖杀父之仇，此类复仇因为是在国君与国君之间进行，必然要演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对于战争，《春秋》甚恶，以为害民最重者莫过于战争，故《春秋》谨于战，每有战必书。何氏以为《春秋》每战必书是因为”重兵害众，兵动则怨结，祸更相报偿，伏尸流血无已时”(隐二年注)，董子则认为《春秋》”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春秋繁露•竹林》)。因此，公羊家有”《春秋》无义战”之说。但是，对于齐襄复九世仇之战、鲁庄复父仇之战，《春秋》皆大之，这与”《春秋》无义战”之说有矛盾，学者困惑，提出疑问，董子在《繁露•竹林》篇中作了回答。依董子意，总的来看，《春秋》近三百年间确实可以说无义战，因为这三百年间的战争绝大多数都是在争地杀戮，无义可言，但具体来看，在三百年间的战争中，却有两次战争例外，这两次战争就是齐襄鲁庄复仇之战，董子用《春秋》记灾异时田亩中有数株麦苗仍可称为”无麦苗”回答了学者的问难。董子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仇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是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可见董子认为虽可统称”《春秋》无义战”，但此统称并不能否定《春秋》中有两次义战。公羊家把复仇之战看作义战，而且是三百年中仅有的两次义战，其大复仇之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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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春秋》许齐襄鲁庄复仇为义战，是托为义战，而非谓齐襄鲁庄真能义战，即《春秋》是借齐襄灭纪，鲁庄伐齐之历史事实来表明大复仇之义，而非谓齐襄鲁庄真能复仇。据《春秋》记载，齐襄是一贪得无厌的暴君，为满足其征服欲，对弱小的纪国一直横加欺凌，欲侵吞而后快，故齐襄于庄元年始夺取纪国的郱、鄑、郚三个邑，之后又于庄三年从纪侯之弟纪季处要来了郁儶邑，使之成为齐国的附庸，最后发展到庄四年吞灭纪国，贪欲得以满足。可见齐襄灭纪并非是真为复九世仇，而是假复仇之名灭纪以满足其征服欲，《春秋》只是借齐襄自称灭纪复仇一事来张大复仇之义，至于齐襄是否真能复仇并不重要。故陈立《公羊义疏》云：”襄公假复仇为名灭纪，《春秋》因假以张义。”又云：”《春秋》为张义之书，非纪事之书。齐襄利纪土地，自不待言。《春秋》因其托名复仇，即以复仇予之。予复仇非予齐襄也。”至于鲁庄复仇，亦纯为借事明义，非鲁庄真能复仇。故《春秋》于鲁庄与齐桓乾时之战没公不书，使若微者与齐桓战，其不言公的含义如《公羊传》所说，是”不与公复仇也”。那么，《春秋》为什么又不与鲁庄复仇呢？其原因是鲁庄伐齐并非是真出于诚心为父复仇，而是因为鲁庄不能纳子纠于齐而怒齐，借复仇之名伐齐以泄怒。故何氏曰：”时实为不能纳子纠伐齐，诸大夫以为不如以复仇伐之，于是以复仇伐齐，非诚心至意，故不予也”(庄九年注)。


虽然《春秋》不与鲁庄伐齐为复仇，但仍书鲁败以张大其义者，诚如何氏所说是”起托义战”，即是《春秋》假鲁庄伐齐败绩一事以明大复仇之义。由此可见，公羊家大复仇说最能表明《春秋》托事明义的性质，而《春秋》之所以要托事明义，是借历史标出一义法(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以待后世来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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