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麦，我想你。
提起你的名字，我的心就会疼。我不敢回忆，我真的不敢回忆，我怕回忆，非常地怕。
阿渡（西渡，但我和朋友都叫他阿渡）或许也是。我们都不像旁观者想得那么坚强。你以为我们坚强吗？不，我们害怕，我们逃避，我们沉默。
善良的朋友在出版戈麦专辑的时候请我们做点什么。我们能不做点什么吗？除了回忆，除了把伤口挖开重新疼一遍还能有什么？我对老孙（文波）说，省点事，我把那些旧日记拿出来发了吧。他说也行。但当我把那些旧日记从旧箱子里拿出来，我却害怕它们，怕它们的疼，怕它们的黑暗，怕它们惹怒那些让我们寻死的东西。我最怕自己，怕自己重新变得脆弱，怕自己不敢面对这黑暗的深渊。所以我只是引述日记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关于绝望的心理描写，基本上放弃了。
戈麦，我们的青春献给了诗歌，献给了我们自以为神圣的事业，但现在呢？它算什么呢？是啊，它顶不上显赫的百分之七，但即使它这么渺小，但在我们心中也还是那么高贵，像璀璨的黄金，这是我们的初衷，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
让我用今天的口气来回忆吧，躲开那个二十四岁的脆弱的青年的阴影。
但我怎么能逃避呢？斗争吧。一次次地把自己摔倒。我后悔写它，这炼狱的修行不是谁都能忍受的。我忍受回忆的打击。我愿意回忆美好的场面，而那个年代美好的场面后面都紧紧跟随着黑暗的大军。
最后的一面
1991年9月5日是星期四，我在天气那一栏里写的是晴。在我精神的天气里，它永远是阴。那天上午，我在日记上思索，并提到挽歌以及圣歌，并拿阿渡和臧棣做了比较。师弟蒋谈（他后来出版了长篇小说，并听说成了一名出版商）告诉我一个让我伤心的电话号码。我抽空去了一趟科学文化厅，换菜票。回来的路上，在旧书摊，买了一本《现代外国哲学4》，上面有其中一位作者送给某处长的签名。这个作者现在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学者。还有一本《没有点亮的灯——美国短篇小说》，里面有我喜欢的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这两本书一共一块两毛钱，它意味着两份排骨（其实是腔骨），或者我三天的伙食费。
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我在听北京台的音乐节目，美国爵士歌手艾勒缓慢的节奏，优美的歌词，让我心动，可惜的是我没有记录一句歌词，什么歌名我没记，现在在记忆里也是空白。
傍晚时分，阿渡来找我，说是晚上去外文局老禇（戈麦，本姓禇，朋友们叫他老禇，而他的一些大学同学叫他老六。我有一阵子也被我的大学同学称为老六。我在回忆里时而把他叫老禇，时而把他叫戈麦，我们都来自黑龙江的农场。以前则叫兵团。这里人之间的关系比一般老乡意义上的还要深。贺照田也是兵团的，我们三个曾经相互报过自己的“部队番号”。我和老禇的相识是因为阿渡的介绍）的住处，有个聚会。我的日记里就是这么写的，实际上那天见面的地方是老禇在外文局的办公室。那天在场的人都是诗人，有台湾的杨平，还有清平、臧棣、阿吾、吴谓（或无畏）、西川以及我们哥仨。我和西渡、戈麦都是同年生的，彼此的生日也相差不多。戈麦更像个大哥。我和西渡那时候精神状态更差一些。戈麦和西川先是为《中国文学》上的英译文（西川的诗）商榷了一阵子。大家后来一起善意地嘲笑一个比较庸俗却受一些女青年喜欢而大火的诗人。再后来好像就谈《尺度》了。戈麦给大家搬椅子，倒开水。没椅子了，他自己搬了条长凳坐在上面。长凳上的油漆斑驳得很。我们抽烟，到处都是烟味。后来没烟了，我叫戈麦（或者是他叫我）出去买烟，买的好像是红盒的金剑，他掏的钱，因为我当时没有任何收入，凡花钱的时候，朋友们都阻止我出手，而我也好像心安理得的样子，实际上这时候往往是我难受的时候。烟摊好像在街口，我们边说边小跑。我说你要当心阿渡啊，你得看紧他，他的情绪太悲观了。他说是啊，你也得看紧他，你自己也得多注意。后来又说到写作，我说正在写宗教剧什么的，有叙事成分，他说好啊，该尝试不同的路子。回来后，大家接着聊。没什么固定的主题。临走时，杨平对我说你得坚持啊（第二天我和晓贤去电影学院找朱枫，在北门又碰到了他，送他的人是任洪渊老师。杨平的腿有些跛，好像是骑摩托车受伤了。我和晓贤把他送到北太平庄打的）。戈麦把大家送走，也就回住处去了。阿渡把我送到汽车站，自己也回去了。我在《黑暗中的心脏》提起过这次最后的聚会。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戈麦。
提起你的名字，我的心就会疼。我不敢回忆，我真的不敢回忆，我怕回忆，非常地怕。
阿渡（西渡，但我和朋友都叫他阿渡）或许也是。我们都不像旁观者想得那么坚强。你以为我们坚强吗？不，我们害怕，我们逃避，我们沉默。
善良的朋友在出版戈麦专辑的时候请我们做点什么。我们能不做点什么吗？除了回忆，除了把伤口挖开重新疼一遍还能有什么？我对老孙（文波）说，省点事，我把那些旧日记拿出来发了吧。他说也行。但当我把那些旧日记从旧箱子里拿出来，我却害怕它们，怕它们的疼，怕它们的黑暗，怕它们惹怒那些让我们寻死的东西。我最怕自己，怕自己重新变得脆弱，怕自己不敢面对这黑暗的深渊。所以我只是引述日记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关于绝望的心理描写，基本上放弃了。
戈麦，我们的青春献给了诗歌，献给了我们自以为神圣的事业，但现在呢？它算什么呢？是啊，它顶不上显赫的百分之七，但即使它这么渺小，但在我们心中也还是那么高贵，像璀璨的黄金，这是我们的初衷，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
让我用今天的口气来回忆吧，躲开那个二十四岁的脆弱的青年的阴影。
但我怎么能逃避呢？斗争吧。一次次地把自己摔倒。我后悔写它，这炼狱的修行不是谁都能忍受的。我忍受回忆的打击。我愿意回忆美好的场面，而那个年代美好的场面后面都紧紧跟随着黑暗的大军。
最后的一面
1991年9月5日是星期四，我在天气那一栏里写的是晴。在我精神的天气里，它永远是阴。那天上午，我在日记上思索，并提到挽歌以及圣歌，并拿阿渡和臧棣做了比较。师弟蒋谈（他后来出版了长篇小说，并听说成了一名出版商）告诉我一个让我伤心的电话号码。我抽空去了一趟科学文化厅，换菜票。回来的路上，在旧书摊，买了一本《现代外国哲学4》，上面有其中一位作者送给某处长的签名。这个作者现在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学者。还有一本《没有点亮的灯——美国短篇小说》，里面有我喜欢的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这两本书一共一块两毛钱，它意味着两份排骨（其实是腔骨），或者我三天的伙食费。
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我在听北京台的音乐节目，美国爵士歌手艾勒缓慢的节奏，优美的歌词，让我心动，可惜的是我没有记录一句歌词，什么歌名我没记，现在在记忆里也是空白。
傍晚时分，阿渡来找我，说是晚上去外文局老禇（戈麦，本姓禇，朋友们叫他老禇，而他的一些大学同学叫他老六。我有一阵子也被我的大学同学称为老六。我在回忆里时而把他叫老禇，时而把他叫戈麦，我们都来自黑龙江的农场。以前则叫兵团。这里人之间的关系比一般老乡意义上的还要深。贺照田也是兵团的，我们三个曾经相互报过自己的“部队番号”。我和老禇的相识是因为阿渡的介绍）的住处，有个聚会。我的日记里就是这么写的，实际上那天见面的地方是老禇在外文局的办公室。那天在场的人都是诗人，有台湾的杨平，还有清平、臧棣、阿吾、吴谓（或无畏）、西川以及我们哥仨。我和西渡、戈麦都是同年生的，彼此的生日也相差不多。戈麦更像个大哥。我和西渡那时候精神状态更差一些。戈麦和西川先是为《中国文学》上的英译文（西川的诗）商榷了一阵子。大家后来一起善意地嘲笑一个比较庸俗却受一些女青年喜欢而大火的诗人。再后来好像就谈《尺度》了。戈麦给大家搬椅子，倒开水。没椅子了，他自己搬了条长凳坐在上面。长凳上的油漆斑驳得很。我们抽烟，到处都是烟味。后来没烟了，我叫戈麦（或者是他叫我）出去买烟，买的好像是红盒的金剑，他掏的钱，因为我当时没有任何收入，凡花钱的时候，朋友们都阻止我出手，而我也好像心安理得的样子，实际上这时候往往是我难受的时候。烟摊好像在街口，我们边说边小跑。我说你要当心阿渡啊，你得看紧他，他的情绪太悲观了。他说是啊，你也得看紧他，你自己也得多注意。后来又说到写作，我说正在写宗教剧什么的，有叙事成分，他说好啊，该尝试不同的路子。回来后，大家接着聊。没什么固定的主题。临走时，杨平对我说你得坚持啊（第二天我和晓贤去电影学院找朱枫，在北门又碰到了他，送他的人是任洪渊老师。杨平的腿有些跛，好像是骑摩托车受伤了。我和晓贤把他送到北太平庄打的）。戈麦把大家送走，也就回住处去了。阿渡把我送到汽车站，自己也回去了。我在《黑暗中的心脏》提起过这次最后的聚会。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戈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