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汉族对胡族之成见亦可阻隔慕容鲜卑与汉族通婚。儒家“华夷之辨”、“华夏之防”的思想在汉族中间产生的影响之大,大约是我们当代人难以想象的。在古 代汉人看来,胡人即是一群未经文明之风薰沐的野蛮人。当这些尚武、好掠、习俗迥异的胡人来到他们中间,自然显得格格不入,在心理上就蒙上了一层以同于夷狄 为耻的阴影。即便象慕容氏那样汉文化修养极高,对汉族士大夫又施以笼络手段的胡人,汉族士大夫的心理隔阂仍无法消除。高瞻(生卒年不详)以勃海(治南皮, 今河北南皮县)名门大姓,拒不食周粟于燕庭,直至忧死,真乃“华夏之辨”的固执之士。(高瞻事见《晋书》卷一0八《募容廆载记》附《高瞻传》,第2812-2813页)其余汉族士大夫虽因穷途末路而投奔慕容氏,实在也是无可奈何,断不至于欣欣然与胡人为伍。至于婚姻,若非强迫,更不愿选择胡人。我 们所能见到的关于诸燕国内出头露面的汉族士大夫之史料,竟无一人与慕容氏及其他鲜卑贵族有婚姻关系。这比起西晋、东晋皇族与门阀大族辗转联姻之情况,迥然 不同,想不是史书漏记之咎。
二 如何解释慕容鲜卑所保留的本族习俗
当运载着不同文化的族群走到一起的时候,出于感情与习俗之惯性,总是相互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必然会引起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因其他原因,往 往是不平衡的,因而造成了同化之趋势,但是被同化民族保持一些自己文化之传统则确实是事实。慕容鲜卑虽然是一支十分向慕汉文化并起而效法之的游牧民族,在 十六国时期为胡族中汉化程度最高的胡族族群,但他们同时又长期地保持了一些鲜卑旧俗,尤其是一些最能给他们以情感补偿的习俗,骑射、牧业、鲜卑语、族内婚 嫁等等。该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就引出了汉化的量化标准问题。我们研究文化背景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界限消失的那个临界点固然重要,但是,同化从来不是一 朝一夕完成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最后那个临界点。正如美国学者密尔顿 . 英格尔(Milton Yinger )所说:同化是一个界限退减的过程。它会发生在两个以上社团、族群、或者较小社会组织成员聚居的情况下。同化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属性。(Yinger J. Milton,Ethnicity .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39)明确了同化是一个变量,慕容鲜卑自在十六国时期所保留的本族文化因素,即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实体,当一个民族加入到另一个文化背景 相去甚远的民族时,被同化的过程一定是长期的、曲折的。慕容鲜卑自慕容廆汉化改革至南燕(398-410)灭亡,在汉族社会中生活虽百余年,但就同化而 言,也并不算很长期。我们看到的十六国时期只是他们汉化过程的一个断面,他们保留了那些本族习俗说明他们还处在汉化的未完成阶段。从严格的定量分析这个意 义上讲,他们还没有到完全汉化的临界点。我们十六国这个时间段为范围,在研究慕容鲜卑当时汉化程度的同时,也看到其尚未汉化的成分,正是展示了其汉化的量 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