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永骏对玉匠身份有自己的理解,他觉得所谓大师,除了高超的技艺,还必须具备深厚的文人气。在自己创作的各类“山籽雕”中,《汉柏图》的创作最让他难忘。1996年春节,厂里都放假了,他独自面对1吨重的玉石,当时只有5天时间容他设计,车间里用报纸胡乱遮掩的窗户完全挡不住北风的肆虐,天寒地冻中他除了不停烧水就着热水瓶取暖,设计思想全被冻住了。眼见4天过去了,无计可施的顾永骏突然就对着大石头一个劲地作揖,口里直说:“你们这些古树长亭,文人墨客,全都各就各位吧。”神奇的是,这一念,思路豁然开朗,一幅以苏州光复镇四棵名为“清、奇、古、怪”的柏树为主角的大型玉雕的设计雏形在最后一天形成了。这段很有些文人迂腐气的创作历程不过是他大半生事业的一个断篇。作为书画家的后代,顾大师有不错的绘画功底,尤其是他对中国古文化坚持不懈的琢磨,让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书卷气。顾大师雕的《枫桥夜泊》就很有玩味,为了表现原诗中“江枫渔火对愁眠”一句,他特意在画中诗人的身旁加上一位酣睡的童子,这样既落实了诗句中的“眠”字,又保持了画面的结构完整性,这比在渔舟内直接雕一位“躺着”的诗人巧妙了许多。另外,表现“寒山寺”时,顾永骏也并非直接在山中雕一座寺庙了事,而是用一位挑水的小和尚来暗指“深山藏古寺”。为了雕刻作品中的月亮,顾大师翻阅了很多历史资料,最后确定张继到达苏州的那年秋天,“月亮应该是上弦月。”
但大多数玉匠并不如顾大师们这样游刃有余。黄志银是新中国扬州第一批国家级艺术大师黄永顺的儿子,他的成长就是一个普通玉匠的轨迹。他在国家倡导大师对后代言传身教的时候进了玉器厂,之前,他既没有绘画功底,对这项工作也没兴趣。他说,“那时候做玉器的都叫做玉匠花子。现在的大师是值钱了,过去我爸去世前工资也不过1000多,就算是好的了。他也从没想过给家里做一两件收藏。”不仅父亲的作品没留下,好手艺也没有完全传给他。上世纪80年代,父亲正“红”的时候,身为厂里普通工匠的他拿着活计给时任技术总监的父亲看,结果返工8次也没过关!“玉雕这活,进门容易,精进很难。父亲的那个,是灵气,学是学不会的。”现在的他独自经营着一个玉器作坊,带着四个徒弟,前店后场地接活。
像黄志银这样在体制外生存的玉匠有很多,但揽的大多是一些边边角角的活计,作品也不可能得到正统机构的认同。他们也想有朝一日能像大师那样在自己的玉雕作品上刻上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头,但更多的一辈子都还只是一个匠人。
想从匠气中跳脱出一丝文人气质,听上去很容易,做起来全是坎。
特殊的文化符号
在中国,玉自古作为一个十分特殊的符号,几乎承载了一切美好的信仰和寄托。说品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成长,“玉不琢,不成器”;说珍贵就说和氏璧;说德行就举例完璧归赵,还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友爱,“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儒家学说诠释和田玉并赋予它“德”的内涵,于是,玉有十一德、九德、五德之说。总的来说,玉最初作为一种礼器,后来象征王权,再后来还是财富的象征,加上孔子的玉德观念在文人士大夫中的流行,一个集物质、社会、精神三合一的独特玉意识成为中国玉文化的精神内涵。所以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玉始终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念想。
都说“天下玉,扬州工”。扬州不产玉,但琢玉史能追溯到4000年前的夏代,在清乾隆时进入全盛时期,扬州成为全国玉材的主要集散地和玉器主要制作中心之一。两淮盐政除在建隆寺设有玉局,大量承接清朝宫廷各种大型陈设玉器外,每年还按岁例向朝廷进贡大量玉器。清宫中重达千斤、万斤的近10件大玉山,多半为扬州琢制,其中重逾万斤被称为“玉器之王”的《大禹治水图》玉山,成为稀世之宝而名闻遐迩。
如今的扬州玉器产业更是蓬蓬勃勃,扬州玉器协会夏林宝会长说:上世纪80年代前,扬州玉器厂的玉雕都是走外贸的路子卖给外国的华裔,内地人是消费不起的。现在大家手上有闲钱了,这高贵的念想就又冒出来。上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这几年,国内的需求都应付不过来。
有如此好的产业前景,夏会长却有很多看不惯的地方:“现在玩玉风气不好。比如赌玉。和田玉的赌性并不大,但如今它却非常疯狂,人人都想撞大运一夜暴富。过去新疆当地人找玉,带着馕背着个麻袋在6月份雪山化冰的时候进山去捡一两个月,现在是每家分一块地,用现代化机械挖地三尺。玉龙喀什河边的矿区,河两岸几百米内都被挖了个底朝天。还有斗玉风气,过去孔子说玉德,其中有‘垂之如坠礼也’,玉坠挂在腰间沉甸甸的,腰是不是自然要弯些,意思是谦让别人。现在呢,趾高气昂地挂着,看到有玉的拿出来比比,斗败了回去憋足劲再弄个更好的来斗。”至于玉的做假,也渐趋登峰造极了。比如用阿富汗白石冒充和田玉,阿富汗白石很便宜,价格只有5000元每吨。用玻璃等器质浇铸成像白玉的东西。还有不法商贩用山料,包括青海料、俄料,在搅拌机里滚,滚上几十、几百小时,模拟千年河床冲洗,然后做点假皮,混充和田籽料。
这些,已和中国人心中美玉的意象差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