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晴雯形象的反比，袭人形象的象征意味在于对以往历史的揭示和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她凝聚了一个生存社会的全部道德，概括了一部走狗和绵羊历史的全部黑暗。她对贾宝玉的规劝和对林黛玉的告发，与其说是出于一种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如说是源自绵羊之于贵族的恐惧和反感。作为一只典型的绵羊，袭人的所作所为是朴素的自然的合乎其心理逻辑的，因为这基于绵羊的本能。她本能地向王夫人告密，本能地向薛宝钗效忠，本能地向贾宝玉进言，本能地对林黛玉反感，如此等等。如果说，大观园的女儿世界是对昔日的贵族时代的追忆和对历史回光反照式的眷顾的话，那么大观园中这只惟一的绵羊所意味和暗示着的则正好是失落了贵族精神的历史和社会道德。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当这种绵羊道德变成一种生存的游戏规则时，这种道德的末日也就来临了。也即是说，听话和揭发在人们心目中不再作为朴素的本能和神圣的准则，而只不过是一种达到生存目的的有效手段和互相残杀的人际关系武器时，这种道德在袭人那里的坚定性也就被自然瓦解了。 

在论说《红楼梦》所揭示的走狗绵羊历史时，必须提及的还有与袭人形象对称的奴役者形象王夫人。这个女人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没有丝毫贵族的文化气息和审美精神。她是走狗绵羊历史的另一种概括。在老太太跟前，她扮演的是孝顺的媳妇；在其丈夫跟前她所遵行的是传统的妇德；而面对那个大观园世界，她则既具备狗的凶残又善于使用绵羊的道德。王道和霸道在这个女人身上有着如此完美的结合，以致于人们在她那里读到的只有那样的历史而没有丝毫女人的意味。从她不屈不挠的念佛和对女孩子尤其是美丽出众的女孩子的嫉恨和歹毒，人们完全可以揣度她和她那个迂腐的男人在一起的性生活的贫困。这种贫困导致她在对被奴役者的施虐时放纵和无法节制。她几乎集中了一部奴役和被奴役的历史的全部阴柔和全部暴虐，从而以一个柔软而狰狞的形象不声不响地站在大观园世界的对立面。 

作为与大观园世界对立的走狗绵羊世界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性形象便是薛宝钗。这个少女介于王夫人和花袭人之间，既没有达到极端的伪善和暴虐如王夫人，也不致于落入极端的可怜和顺从如花袭人，从而得以将绵羊道德本身推向极端。并且像王夫人和花袭人一样，把生存作为其生活信念和最高原则。所谓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之类的权术原则，在薛宝钗手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同样，后人所谓和风细雨式的政治思想工作方式，在这个少女那里也已经有了十分经典的示范。她不仅以此获得了贾府中所有当家人的信任，而且也同样征服了贾府中所有浑浑噩噩的人，甚至连她的天敌林黛玉也被她的一番谈心谈得晕头转向。除了那个鹤立鸡群般的贵族少妇王熙凤，几乎没有人能够洞悉她的真实面目。这个形象在绵羊道德上的完美无缺，致使一代一代的阅读者都为之走火入魔，倾心不已，从而掉入这个温柔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在一个走狗和绵羊的世界里，没有文化的被奴役者扮演的是袭人角色，有文化的则学习薛宝钗，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效法王夫人。这三个形象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生存历史，既蕴含着史前的愚昧，又具有来日的平庸。而且十分不幸的是，这部历史又正好与《红楼梦》的阅读历程全然同构，我指的是王国维、胡适以降的红学，以越来越红的形象步入走狗和绵羊的粗俗。 


红楼梦》所展示的那种人类处境的第二个层面，是以王熙凤和探春为象征的创造世界，遗憾的只是，她们实在生不逢时，所以作者痛心疾首地告诉人们，一个是“凡鸟偏从末世来”，一个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王熙凤的精明强干尤其是在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王夫人之类的庸人专制和美丽柔弱的大观园世界之间的巧妙周旋，以令人联想到“Gonewiththewind”中的思嘉莱。同样的个性，同样的好强，同样的锋芒毕露，同样的利己主义，同样的不择手段，同样的不信上帝不信来世只相信此时此刻的现实争夺和当下创造；不同的只是，与思嘉莱适逢其时相反，王熙凤正好降生在行将没落的世界，致使她的所有创造性努力都不过是办饭家家式的儿戏，徒然地消耗在处于海市蜃楼幻觉中的历史沙漠里。饶有意味的是，作者不是在小说中的任何一个男人身上而恰恰是在这个少妇身上倾注了如此强劲的创造精神，从而作为一种对豹的时代的飘忽不定的追忆。这种追忆虽然不无惆怅，但却历历在目。王熙凤不仅具有豹的敏捷行走如风，而且具有豹的尖锐和洞若观火；无论谁的言行心计，全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即便深藏不露如薛宝钗者，其城府也被她一眼见底。相反，对一些举止不凡的出众丫环如鸳鸯、睛雯者，她则抱有为她所独有的敬意和赏识。在整个死气沉沉的深宅大院内，王熙凤形象一反芸芸众生的庸庸碌碌，显示出惊人的勃勃生机，她毫不留情地打击甚至消灭任何对她构成威胁的敌手，哪怕是忠厚善良但又软弱无能的尤二姐也不例外。她也肆无忌惮地积攒自己的私房钱财，并且同样肆无忌惮地与小叔子同车共行，与青年公子打情骂俏，将绵羊道德踩在脚底下。正因如此的出类拔萃，她在小说中的出场亮相才被写得那么的先声夺人、气势非凡，如同豹子出林，给整个世界平添一股生气，陡增一道亮色。相形之下，思嘉莱虽然鸿运在身，吉星高照，但在气概和声势上比之王熙凤，毕竟稍逊一筹。

似乎是对王熙凤虎虎生气的一种衬托，读者可以在探春形象上看到另一种豹的敏锐和凶猛。探春是在众姐妹中惟一一个具有王熙凤气质的强者，也是惟一一个敢于与王熙凤公开抗衡的贵族小姐。只是她的遗憾不仅在于生于末世，而且在于连成为王熙凤的机会都没得到。相比于作为贾府总管的王熙凤，探春只是在王熙凤生病期间行使过一阵代总管的职权。但即便是出任这一临时的权位，她也施展了一番兴利除弊的身手。并且同样的不把绵羊道德放在眼里；不仅冒犯王熙凤那样的权贵，而且抵制亲生母亲的无理取闹，义正辞严，不避亲、不让人，其风度一如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贤相清官。 

然而，在那样一个末日世界里，《红楼梦》出示王熙凤和探春那样的贵族形象虽然声势夺人，但终究是哀歌唱挽。人们在此读到的只不过是创造能力，而没有任何创造结果。创造者本身的才能似乎全都具备，但她们失落的却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她们的时代既没有浮士德时代那样的明快节奏，也没有思嘉莱社会的青春气息。这种历史性的悲哀就好比凶猛的豹子虽然威武高贵，但它们生存的前提——森林却已经消失了。在此，所谓森林，象征着一种平民社会。 

在人类历史上，使具有贵族意味或者说文化意味精神意味的历史进取成为可能的，既不是走狗绵羊的奴隶社会，也不是只剩下豹的审美精神的贵族社会，而恰好就是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平民社会。这种等价交换不仅是商品经济的流通尺度，同样也是人际关系的平等准则，它使竞争有了必需具备的起跑线。就此而言，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与其说是一幕喜剧，不如说是一出悲剧。它以对贵族风度的审美践踏了商业社会的原则，这种不公平表明，作者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宁愿选择美学，而不愿赞扬进取以求与历史同步。相比之下“GonewiththeWind”似乎在审美和历史的天平上比较平衡，那部小说虽然也感慨南方贵族的随风而去，落花流水，但终同样正视北方社会所代表的历史潮流，并且让一位南方贵族小姐扮演了浮士德式的角色。在此，思嘉莱的贵族意味与其说在于昔日的荣耀，不如说在于重建家园、振兴经济的骄傲。南方的荣耀也许不无审美价值，但北方的进取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精神。正是这种历史精神而不是那样的荣耀构成了以后的美国社会，一个典型的平民社会，一块典型的自由国土；创造，而不是生存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人性的全部高贵都在人们的创造活动中体现出来，而不在于玩弄昔日的家族风度。只要具备豹的精神和豹的意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贵族。 

由此可见，贵族一词，在我的字典里并不是意指身份而是强调精神，并且与人性相关。它有时诉诸创造的意志，有时诉诸历史的灵魂。它在其本质上与其说诉诸创造的意志，不如说诉诸历史的灵魂。它在其本质上与其说是进取的，不如说是审美的。尤其是当它全然以灵魂的形象体现出来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清澈晶莹的艺术世界，而这正是一部《红楼梦》所叙述的主体形象——大观园里的少男少女们。 

撇开走狗绵羊的道德准则，甚至扬弃豹子形象的进取心理，我们就可以在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纯粹的审美观照上，进入《红楼梦》展示的大观园世界。在这里，豹不是作为威武的形象，而是作为高贵的灵魂出现的。它不是进攻的，而是无为的；不是侵略的，而是恪守的；不是获取的，而是拒绝的；不是历史的，而是命运的；不是文明的高蹈，而文化的灵光。魏晋风度，陶令归隐，超凡出俗的仙风道骨，苇川渡江的达摩神韵，诸如引类，大凡曹雪芹所能领略的全部灵气和全部感悟，都被修炼得炉火纯青之后，被不动声色地注入这一神奇晶莹的女儿世界。

领略了《红楼梦》其情其灵其梦之意境，那么贾宝玉形象所标志的贵族精神就更加清晰地得以呈示了。这个形象集小说之情之灵之梦于一身，既是情种，多情公子；又是宝玉，通灵宝玉；并且还以梦游者的身份游历太虚幻境等等。经由这情意，灵性和梦境的层层提炼，豹子被洗尽了身上的全部凶猛和全部攻击性，只剩下雕塑般的审美意义。这一形象的核心在于其童稚性，但这种童稚性不是混沌未开的无知颟顸，而是洞明世事的虚无空幻。其特征在于精诚，其风貌在于崇高。所谓贵族精神，由此达到其最为纯粹最为本原的境界，其意味一如海德格尔援引荷尔德林诗句所云：“人类诗意地居住在这地球上”。这个形象在其审美意味上不仅比浮士德形象纯粹，比堂·吉诃德形象高远，而且其苍茫恢宏，足以与女娲神话中的那位女神形象比肩；此外，就其参照性而言，又与希特勒形象构成人类贵族精神的两个极端，其意趣一如屠格涅夫将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比作人类天性的两极一样。 

走出书斋的浮士德是豹的象征，他是强劲的、进取的、生气勃勃的，又是残酷的、无情的、横扫一切的；他带给历史的是创造和进步，但带给妇女的却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罪恶和死亡。相形之下，堂·吉诃德却宁愿将一个村妇当作心中的太阳。堂·吉诃德不具备浮士德那样的创造的伟大，但却展示了一种没落的崇高。堂·吉诃德所体现的那种骑士精神实质上就是我所说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就其现实性而言是喜剧的，但就其隐喻性而言是悲剧的；或者说当读者一面观赏他那孩子气十足的一次次出战，一面捧腹大笑时，与其说在哭这个人物不如说在笑读者自己。因为在孩子的天真面前，可笑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丑陋的成人世界。同样，在堂·吉诃德的稚气面前，出了毛病的不是他的真诚而是那个不真诚的世界，那个虚伪狡诈的时代，那一种从文化的春天走向衰落的历史趋势。而且，历史越是趋于末日，这种作为文化灵魂象征的孩子就越稚气，越纯粹。比如贾宝玉，这是一个没落到了把全部的历史都看作是一场混闹一个玩笑的地步的贵族。他不仅漠视浮士德式的进取，连堂·吉诃德儿戏般的征战加以拒绝。昔日的全部荣耀，在他全部都成为喜剧性的回忆。他的虚无主义姿态不仅颠覆了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历史，而且还重写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他面对那个创世纪般的故事，不是诚惶诚恐的，而是不无调侃的。他也许无意于揶揄那些女神的伟大创造，但他内心深处却并不予以认同。相比于以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诗人所吟唱的“祖国啊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那样的疲惫和自责，贾宝玉是轻松的，潇洒的，他不过是告诉女娲，女神呵我是你补天剩下的顽石是你创作之余的累赘。如此的绝望如此的孤苦无告，人们只有在卡夫卡的作品和荒诞派戏剧中才能读到相同或相近的叙述。 

或许正是这样的孤独和这样的深远，才使这个形象连同那部小说被后世的人们所误读成为必然。因为在一个大家都忙于生计的世界里不会有人关心灵魂的有无，精神的去向或者存在的阙如之类，或者说，在一个走狗和绵羊的世界里，豹的高贵精神必须被扭曲成走狗的逻辑和绵羊的道德才能进入阅读，就好比在一个象形文字体系中的民族必须将拼音文字系统中的语符信息翻译成方块字后才能明白个大概。在一个以生存为原则的奴隶社会里想要求得平民社会中的那种竞争和创造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面对超越于历史进取之上的审美境界。在浮士德精神的入侵面前，人们尚且有个盲目排斥抑制到全盘认同服从乃至倾心朝拜俯首贴耳的过程；面对毫无攻击性的贾宝玉形象连同《红楼梦》，人们不用说自然是当作可口的食物或可意的女人一般，按其食色文化的本性撕嚼一阵，奸淫一番。按照《红楼梦》有关“意淫”一说，我把这种对《红楼梦》的践踏蹂躏称之为“意奸”，而且这种意奸不是始于红学，而是始于后四十回的续作者。他们不是遵循小说前面的暗示和人物性格的逻辑，而是按照他们西门庆式的下意识和肉欲心理，千折百回地把贾宝玉送入薛宝钗的闺房，再让薛宝钗幸福地怀上贾宝玉的所谓孩子，从而实现了他们的道德理想，又满足了他们对丰满的薛宝钗的性攻击的代偿和对心气高远的《红楼梦》的意奸。这种意奸到了80年代更是泛滥到了恶俗不堪的地步，以致于借拍摄名著机会四处选美者有之，海外阔佬包占演员以满足与林妹妹睡一觉的薛幡式欲望者有之，长篇累牍的庸俗无聊的连续剧使编剧、导演、演员和千百万观众一起获得了一个长达数夜的集体意奸的机会。

这是一个拒绝任何进取因而丧失了任何攻击性和自我保护能力的贵族或曰豹子，在一个走狗和绵羊世界里的必然结局。它被人们一块块撕碎，听凭他们将一片片豹皮夹进各自的日记或者塞进各自的口袋。然而，如果假设这头豹子不甘于如此下场，而是重新恢复早先的凶猛，那么这个形象就既不是贾宝玉也不是浮士德，而就是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希特勒。 

作为叔本华、尼采哲学的人格化身，希特勒不是从灵魂而是从意志上体现了其贵族精神。 

这种意志不是以无为和拒绝为美，而以侵略和搏击为荣。在其贵族精神层面上，希特勒与其说是一个凶残暴虐的帝王，不如说是一个孩子气十足的行为艺术大师。他虽然在其文化渊源上来自浮士德灵魂，但那个灵魂演化为超人意志体现在他身上后，高远恢宏的审美便被推向了疯狂的进攻和不可思议的创作，而一旦从审美进入进取，那么即便没有敌人也要假设一个，就像人们从生存转向宗教时没有上帝也要创立一个一样，于是有了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仇恨。这种仇恨是豹子对走狗和绵羊世界与生俱来的憎恶和水火不相容。尽管希特勒把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混为一谈，并且假设为共同的敌人是否合乎历史的逻辑值得存疑，但当他一旦面对他的敌人，那么绝不会等到对方把他撕碎就会发动无情的攻击。 

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假如可以暂且排除所有其他历史因素的话，这的确是一场由意志左右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则是双方同归于尽。人类由此遭受了火的洗礼，只是文明照样发展，文化照样没落，那位疯狂的行为艺术家带给整个文化艺术的直接产物便是整个西方20世纪后现代主义。作为意志的贵族并没有比作为灵魂的贵族带给历史以更多的进步，因为他们的结局同样是属于审美的。与生前的君临一切相比，希特勒的下场在于身后所承担的永恒的恶名。 

如同明白了我所说的这种贵族精神，那么与之相应的贵族社会就不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而只是一个相当个人化的灵魂或者意志，从而意指一般在平民社会才会出现的文化生存圈，或者艺术氛围，抑或贵族沙龙或知识分子群体，如此等等。这种社会的基础是历史在进取层面上的充分化，其指向则是有存在意义上的审美观照。而当这种社会作为一则寓言和与寓言相当的象征性人物出现时，人们所读到的则是有关人类命运的信息。所谓《红楼梦》的审美定位，指的也即是这部巨著在这种十分贵族化的层面上的创作位置。而与这样的创作基点相应的，则是具有贵族性的阅读前提。正如一部《红楼梦》以石为灵，以灵为纲一样，有关这部小说的阅读前提是由灵至心，以心为本。尽管考证辨析也是需要的，但阅读这样一颗灵魂却应以心的体认为原则，而不能像读《三国演义》或《资治通鉴》那样以智的认同为圭臬，从而流于精巧伪彰。窃以为，这样的阅读似与面壁相近，并不时会有高处不胜寒的感受。

空空道长这是学者水平啊。刚看了一篇，迫不及待想说说。你对中国历史的见识不凡，不过仅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视角进入历史，进入红楼，是不是狭窄了点？当然，进入问题的角度，受到论述展开程度的制约。用狗和绵羊标志中国历史以儒家为主流引导的精神文化，绝妙。对战国以降创造精神的失落，以及一代不如一代的点评非常精当。有一点异议，把审美列于创造之上，且以之与红楼和歌德相对应，以为不妥。时间很晚了，改日与你详论。再提一点建议，是否把贵族精神改为高贵精神，以避免误读。改日再来拜读。

红楼梦一书，本来就是为贵族的没落在唱挽歌�

太漂亮了！这是我读到过的最棒的一篇《红楼梦》批评文章。楼主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高屋建瓴的诠释也让人耳目一新。心悦诚服�

http://appbook.qq.com/book/3755/index.htm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


向黑娃推荐这�

震撼人心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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