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河崔氏作为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煊赫的政治地位，同时还包涵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文化地位。文化地位对于世家大族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世家大族的文化地位是通过家传文化表现出来的。南北朝时期清河崔氏家学的主体学术传统是儒家经学，进入隋唐后，家族主体学术传统由经学向文学转化。家传文化除了它本身的文化意义外，在政治方面亦具有一定的功用。家传文化在世家大族的形成、家族成员的入仕及从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世家大族家传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三个特征，即传承性、变异性和社会性。家传文化是一个家族的灵魂所在，它不仅可以影响家族成员的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指导他们的行为模式，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家传文化的盛衰对于世家大族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世家大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地位，进而影响其政治地位。 关键词：中古时期；清河崔；家传文化；社会政治地位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世家大族的发展和壮大是中古时期1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清河崔氏正是这一时期众多煊赫家族中的一员。它形成于魏晋，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发展，至北朝达到鼎盛，成为与博陵崔氏齐名的两支崔氏大族。进入隋唐，唐人柳芳云：“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2崔氏仍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后，崔氏家族经唐末五代，至宋遂衰。清河崔氏的兴衰与整个中古时期相始终，通过对一个家族进行个案研究可以透视出中古历史发展的脉络。因此，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式是有一定意义的。3本文选取的研究视角是世家大族的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因素在世家大族中，是以家庭乃至家族的传承为主要存在方式，故将其称之为家传文化。在研究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本文要探讨的“家传文化”的概念界定一下。在这方面，钱穆先生认为当时的世族社会“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4根据钱穆先生的结论，世家大族的家传文化应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家传之学，即家学；另一部分是家传思想，即家风。 家学主要指累世积累传承的深厚文化底蕴，它所包括的范围很广，诸如文学、艺术、易学、礼学、经学、史学、书法、天文历算、医学等都是家学所涉猎的范畴。清河崔氏是一个文化功底深厚、学识渊博的文化世族。在他们之中，历代都有闻名于世的经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及医学家，好学的家风与学术传家在整个家族的发展过程中，保持了世代不替的传承性。 家传思想主要指世代传承的儒家伦理思想，如忠孝、仁义礼智信、简朴作风等。许州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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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房崔义直所生六子之名为崔知悌、崔知久、崔知俭、崔知让、崔知温、崔知逊。这实际上是儒家“孝悌”、“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在清河崔氏家族成员身上的直接体现，而将这种思想通过姓名加以实施，足见清河崔氏家族对这种家传思想的重视程度。崔邠兄弟、崔彦昭身居高位仍事母至孝，崔宏、崔亮、崔逞、崔从、崔群等人手握重权，却以俭约自居。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家传思想在家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个支系家族可以同时拥有一种甚至多种家传文化，并通过家族成员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家传文化的研究，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料当首推家族的家传、家训及家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煊赫一时，而各大族家传、谱牒的修撰则是显示、保障并巩固其地位的重要手段。此外，在九品中正制实行的条件下，谱牒也成为选举入仕的重要标准。当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5。因此，众多世家大族都十分重视家传、谱牒的修撰。如当时的贾氏谱学、王氏谱学，都是以编纂家传、谱牒著名于世。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传、谱牒的盛行，使其成为编纂史书的重要资料来源。《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西晋时期人，《三国志注》的作者裴松之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刘宋时期人，那时各种世家大族的家传、谱牒相继问世，应该是他们写作的来源之一。北齐魏收所撰《魏书》中的“传”，本身就十分像家谱。魏收自己曾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6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指出魏收所撰《魏书》“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陈直先生也认为：“《北魏书》⋯⋯世系源源本本，毫不紊乱，必然是一部分根据史稿，一部分是根据家谱。”7可见，《魏书》中大量人物的传记是根据当时流传的家传、谱牒而写成的。在此之后修撰的《北史》、《南史》也沿用了这种家传式的体例。 清河崔氏作为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修撰家传、谱牒也应是必然的，在《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中收录了当时存在的二十几种家传，其中就有署名崔氏所撰的《崔氏五门家传》二卷。《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亦收有崔鸿所撰《崔氏世传》七卷。现已考定《崔氏五门家传》（或《崔氏传》、《崔氏家传》8）即是崔鸿的《崔氏世传》9。崔鸿是北魏时期的清河崔氏人，他在撰写《崔氏世传》时，理所当然要将北魏之前清河崔氏的事迹纳入其中。但是《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书在引用《崔氏家传》时，仅限于博陵崔瑗和崔寔的部分事迹，使我们对《崔氏世传》的全貌不得而知。 既然无法找到清河崔氏在中古时期有确切记载的家传、家训或是家范，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翻检各种史料，去发现那些记载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的片断。本文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正史、笔记、文集、墓志、碑刻等，所涉及的清河崔氏成员，主要是以《新唐书》卷七十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所载清河崔氏六房为本10，对于那些支系零星，人员、仕宦缺失严重的房支，由于缺乏研究的完整性，故不将其列入研究范围。本文在分析上述资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探讨中古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的形式、功能及其传承、转变，揭示文化因素在世家大族发展中的地位。 一、数代好学与学术传统 在中古时代，深厚的文化功力往往是士人立足于社会进而从政的基础，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是保持文化地位、政治地位的得力工具。《颜氏家训》卷三《勉学》中指出了读书对于世家大族的重要性：“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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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这种思想应该是当时世家大族，特别是文化世族公认的信条，因此拥有一定的学术传统对于世家大族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一切与好学不辍的作风及长期的学术积累密切相关。 清河崔氏家族自形成之日起就有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好学的家风累世不替。曹魏崔琰在青年时代就曾就学于东汉著名的经学家郑玄门下11，积累了深厚的经学根底，由此而开清河崔氏好学之风。 在当时，士大夫家庭都十分重视其成员的童蒙教育。《颜氏家训》卷三《勉学》：“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续早教，勿失机也。”可见，童蒙教育在一个人的学习生涯中是非常重要的。清河崔氏成员世代良好的学风，与他们的幼年好学是分不开的。许多人都是从小就开始了学习生涯，而且才学过人。 南北朝是清河崔氏发展的高峰期，而家族学风、学术传统的定型也在这一时期。在北朝，崔逞一支、崔潜一支及崔灵延一支12在累世好学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 崔逞一支。崔逞“少好学，有文才”13，崔逞六世孙崔愍“好学修立，少有令名”14，崔冏“幼好学，泛览经传”15。 崔潜一支。崔潜子崔宏“少有儁才，号曰冀州神童”，其弟崔徽“少有文才，与渤海高演俱知名”16，崔宏子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17，崔浩弟崔简也以“好学”著称于世。 崔灵延一支。崔灵延孙崔劼“少而清虚寡欲，好学有家风”18，崔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19，其子崔子元“幼聪敏，爱经史”20。
陵房崔义直所生六子之名为崔知悌、崔知久、崔知俭、崔知让、崔知温、崔知逊。这实际上是儒家“孝悌”、“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在清河崔氏家族成员身上的直接体现，而将这种思想通过姓名加以实施，足见清河崔氏家族对这种家传思想的重视程度。崔邠兄弟、崔彦昭身居高位仍事母至孝，崔宏、崔亮、崔逞、崔从、崔群等人手握重权，却以俭约自居。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家传思想在家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个支系家族可以同时拥有一种甚至多种家传文化，并通过家族成员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家传文化的研究，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料当首推家族的家传、家训及家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煊赫一时，而各大族家传、谱牒的修撰则是显示、保障并巩固其地位的重要手段。此外，在九品中正制实行的条件下，谱牒也成为选举入仕的重要标准。当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5。因此，众多世家大族都十分重视家传、谱牒的修撰。如当时的贾氏谱学、王氏谱学，都是以编纂家传、谱牒著名于世。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传、谱牒的盛行，使其成为编纂史书的重要资料来源。《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西晋时期人，《三国志注》的作者裴松之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刘宋时期人，那时各种世家大族的家传、谱牒相继问世，应该是他们写作的来源之一。北齐魏收所撰《魏书》中的“传”，本身就十分像家谱。魏收自己曾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6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指出魏收所撰《魏书》“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陈直先生也认为：“《北魏书》⋯⋯世系源源本本，毫不紊乱，必然是一部分根据史稿，一部分是根据家谱。”7可见，《魏书》中大量人物的传记是根据当时流传的家传、谱牒而写成的。在此之后修撰的《北史》、《南史》也沿用了这种家传式的体例。 清河崔氏作为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修撰家传、谱牒也应是必然的，在《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中收录了当时存在的二十几种家传，其中就有署名崔氏所撰的《崔氏五门家传》二卷。《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亦收有崔鸿所撰《崔氏世传》七卷。现已考定《崔氏五门家传》（或《崔氏传》、《崔氏家传》8）即是崔鸿的《崔氏世传》9。崔鸿是北魏时期的清河崔氏人，他在撰写《崔氏世传》时，理所当然要将北魏之前清河崔氏的事迹纳入其中。但是《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书在引用《崔氏家传》时，仅限于博陵崔瑗和崔寔的部分事迹，使我们对《崔氏世传》的全貌不得而知。 既然无法找到清河崔氏在中古时期有确切记载的家传、家训或是家范，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翻检各种史料，去发现那些记载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的片断。本文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正史、笔记、文集、墓志、碑刻等，所涉及的清河崔氏成员，主要是以《新唐书》卷七十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所载清河崔氏六房为本10，对于那些支系零星，人员、仕宦缺失严重的房支，由于缺乏研究的完整性，故不将其列入研究范围。本文在分析上述资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探讨中古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的形式、功能及其传承、转变，揭示文化因素在世家大族发展中的地位。 一、数代好学与学术传统 在中古时代，深厚的文化功力往往是士人立足于社会进而从政的基础，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是保持文化地位、政治地位的得力工具。《颜氏家训》卷三《勉学》中指出了读书对于世家大族的重要性：“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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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这种思想应该是当时世家大族，特别是文化世族公认的信条，因此拥有一定的学术传统对于世家大族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一切与好学不辍的作风及长期的学术积累密切相关。 清河崔氏家族自形成之日起就有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好学的家风累世不替。曹魏崔琰在青年时代就曾就学于东汉著名的经学家郑玄门下11，积累了深厚的经学根底，由此而开清河崔氏好学之风。 在当时，士大夫家庭都十分重视其成员的童蒙教育。《颜氏家训》卷三《勉学》：“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续早教，勿失机也。”可见，童蒙教育在一个人的学习生涯中是非常重要的。清河崔氏成员世代良好的学风，与他们的幼年好学是分不开的。许多人都是从小就开始了学习生涯，而且才学过人。 南北朝是清河崔氏发展的高峰期，而家族学风、学术传统的定型也在这一时期。在北朝，崔逞一支、崔潜一支及崔灵延一支12在累世好学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 崔逞一支。崔逞“少好学，有文才”13，崔逞六世孙崔愍“好学修立，少有令名”14，崔冏“幼好学，泛览经传”15。 崔潜一支。崔潜子崔宏“少有儁才，号曰冀州神童”，其弟崔徽“少有文才，与渤海高演俱知名”16，崔宏子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17，崔浩弟崔简也以“好学”著称于世。 崔灵延一支。崔灵延孙崔劼“少而清虚寡欲，好学有家风”18，崔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19，其子崔子元“幼聪敏，爱经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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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姓晚辈痛心直言：
我们崔姓辈份太乱了，强烈要求天下崔姓按清河，博陵郡望像孔姓一样统一辈份，希望有能力的崔姓后人不要等闲视之，组织起来，做个榜样让天下百家看看我们崔家才是最完美的 ；整天见到这个崔姓子孙寻根，那个崔姓子孙寻根，见了真叫人心凉。有必要把清河，博陵子孙的分布地方查一下，这样有助于定辈份，像《满洲八旗通谱》一样，打造一本〈天下崔氏通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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