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证》（第八十七）：“黄子鸿误信伪孔《传》者，向胡朏明难余曰：安知《传》所谓金城非指金城县而言乎？朏明曰：不然。安国卒于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此六县中，不知有金城县否？班《志》，积石山系河关县下，而金城县无之。观‘羌中塞外’四字，则积石山不可谓在金城郡界明矣，况县乎？且郦《注》所叙金城县在郡治允吾县东，唐为五泉县，兰州治，宋曰兰泉，即今临洮府之兰州也。与积石山相去悬绝。《传》所谓金城，盖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时有。此岂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之手笔与？”按黄子鸿曾与阎若璩、胡渭共同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
在阎氏上文中，黄子鸿提出一个更有分量的反证：“安知《传》所谓金城非指金城县而言乎？”《汉书•昭帝纪》的原文是（始元六年秋七月）：“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胡渭（朏明）的反驳是：“不然。安国卒于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黄子鸿说的是“金城县”，胡渭说的是“金城郡”。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汉昭帝以六县置金城郡（此后属县有所增加），没有具体提到县名。故有“此六县中，不知有金城县否”一问。《汉书•地理志》记金城郡属下十三县，其中包括金城县。到此，问题已经非常明朗。《史记》和《孔传》的“金城”都是指金城县，《汉书•昭帝纪》“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的六县中便有金城县，金城郡名因金城县而来，金城郡设置以后金城县为其属县。《汉书•地理志》呼应并证实了上述情况。这个“证据链”提供的事实线索简单明确，具有很高的可靠性。阎若璩、胡渭在此已经没有任何正面辩解余地。
但胡渭仍在反驳，只是已经捉襟见肘、十分勉强。他的辩解是：“班《志》积石山系河关县下，而金城县无之。观‘羌中塞外’四字，则积石山不可谓在金城郡界明矣，况县乎？且郦《注》所叙金城县在郡治允吾县东，唐为五泉县，兰州治，宋曰兰泉，即今临洮府之兰州也。与积石山相去悬绝。”胡渭的结论是：“《传》所谓金城，盖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时有。此岂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之手笔与？”《孔传》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是说积石山在金城县西南方向，本来就不是说在金城地界之内。
阎氏关于“金城问题”的论证次第煞费苦心。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他的论证已是经过反驳后的调整。调整方法是避重就轻，淡化反证。将自己的论证（始出梅鷟）放在前面最醒目位置，并以不存在反证的口气提出，构成很有说服力的强势；将反证放到后面，最重要的反证放到最后面，将一个已被击中要害不能提出有效反驳的辩解过程进行了成功的转化。转化的效果至今犹存——自纪昀以降“金城问题”一直是专家们津津乐道的“铁证”。
七、孔注《论语》《尚书》比较
《疏证》（第十九）：“汉传《论语》有三家：一鲁论，一齐论，一古论。古论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马融、郑康成注皆本之。《艺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两子张是也。魏何晏集解《论语》中有‘孔子曰’者，即安国之辞。余尝取孔注《论语》与孔传《尚书》相对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变夏礼，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谓天帝也。《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四句，孔曰：‘无以万方，万方不与也。万方有罪，我身之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二句，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所重民食丧祭’一句，孔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与今安国传《汤诰》《泰誓》《武成》语绝不类。安国亲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汤浩》《泰誓》《武成》，岂有注《论语》时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书》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则曰：‘此《易•恒卦》之辞。’‘南容三复白圭’，孔则曰：‘《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论语》所引《易》《诗》之文，无不明其来历，何独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将安国竟未见古文乎？据古文则‘予小子履’等语，正《汤诰》之文也。作《论语》者，亦引《汤诰》，而孔不曰‘此出《汤诰》’，或曰‘与《汤诰》小异’。而乃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何其自为乖剌至于如是其极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汤诰》之文，盖断断也。又从来训故家于两书之辞相同者，皆各为诠释。虽小有同异，不至悬绝。今安国于《论语》‘周亲仁人’之文则引管、蔡、微、箕以释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书》‘周亲仁人’之文则释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悬绝如是。是岂一人之手笔乎？且安国纵善忘，注《论语》时，至此独不忆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语势皆盛称周之才而无贬辞乎？安国于裨谌、子产、臧武仲、齐桓公凡事涉《左传》者，无不篽缕陈之于《注》，何独至古文《泰誓》而若为不识其书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当时安国壁中之所得，又断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