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斯大林被谋害之说仅仅是推测而已，还没有任何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怀疑贝利亚有“谋害之心”的，也是缘于他与斯大林晚年的政治恩怨。事实上，自1946年起，贝利亚就不再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了，所以说，1953年3月的贝利亚早已经无法插手斯大林的安全警卫工作了，无法实施谋害计划。至于有人怀疑官方公布的斯大林发病地点与实际不符，这或许是苏联当局更多地从权力平衡过渡的安全性角度考虑———斯大林没有留下遗嘱，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因此苏联当局没有公布斯大林去世的详情。


其实，对于斯大林死亡最合理的解释还是操劳过度，久病缠身。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开始抱怨手和腿的肌肉疼痛。那年秋天，斯大林休假并去治疗，选择了马采斯塔硫化温泉，这对他的健康帮助很大。但是，1927年，斯大林又一次抱怨手和腿的肌肉疼痛。

这一年斯大林48岁。1936年12月，斯大林又患上了咽喉炎并且发高烧。1940年2月13日，斯大林又因为喉咙感染发起高烧，但是他仍在工作。因为当时苏联和芬兰正在进行着激烈的鏖战。不久后，斯大林身上发现了血压过高和动脉粥样硬化的症状。

后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有一个所谓的“斯大林病历”，这个病历记述了很多年里有关斯大林健康状况的资料。1952年，根据斯大林本人的指示，所有有关斯大林的医治材料全部被销毁了。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45年秋天“父亲病了，而且病了很长时间，病得很重”，关于病情却一字未提。在斯大林生病期间，斯维特兰娜没有被允许去探视父亲，甚至都不允许给父亲打电话。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谁都不可以给斯大林打电话，于是这就产生了流言，即斯大林出现了暂时的失语。


斯维特兰娜回忆说，在1945年生病之后，斯大林有很多时间是在那个很大的森林公园里度过的，在森林公园的中心建造了孔策沃别墅。人们还在公园里为斯大林建造了一些带小桌子的亭子，斯大林就这样整天在公园里来回挪地方，人们给他拿来了纸、报纸、茶……在这一点上反映了他的理性主义：最后几年，他渴望健康，希望能长寿。


1952年12月21日，这一天是斯大林的生日，他73岁了。斯韦特兰娜注意到父亲的脸色变了：“那一天，他看上去不太好。看来，他感觉到了生病的征兆，也许是高血压的征兆，因为他出人意料地戒了烟，并且颇为自豪———他吸烟大概不少于50年时间了。”通常，他的脸色总是苍白的，那时他的脸色是红的。斯韦特兰娜推断得很正确，这是高血压的征兆。几个月后，积劳成疾的斯大林走完了生命的旅程，也给人们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五天的谜团。


晚餐进行了很久，像往常一样讨论了许多问题。斯大林讲了很多，也在某些问题上批评了赫鲁晓夫等人。一直到凌晨4点，斯大林意识到时间不早了，就中断了讲话，向大家点了一下头，回到自己的房间，其他人也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一整夜的谈话，对一位73岁的老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第二天（3月1日）中午，斯大林还没有出来，别墅内的服务人员开始不安起来。因为斯大林起床时间已过了，房间里也没有声音。按制度规定，没有他的传唤，谁也不能进他的房间。晚上6点半，斯大林的办公室亮起了灯。大家松了一口气，等待着传唤的铃声。

但是，一整天，斯大林没有要求用餐，也没有看报刊、文件或者其他一些书籍。斯大林平时很爱读书，对俄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都非常熟悉，也读过许多历史书籍，常常引用许多只有历史学家才熟知的历史典故。他几乎每天会让服务人员送一些新版的书籍和报刊进去，不过，这天没有。即使这样，没有人敢进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制度办事。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晚上8点、9点、10点……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到了夜里11点，值班人员终于在关心一位领导人的生命和打破一项制度之间做出了选择，因为斯大林一向都是在这个时候唤人送一些茶点进去的，可是今天晚上没有。

于是，值班人员拿着文件，穿过几个房间，来到斯大林的卧室。值班人员打开灯，一下子惊呆了。他看到斯大林穿着睡裤和衬衣躺在地板上。斯大林勉强抬起手，把他招到眼前，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神非常恐慌。环顾四周，地板上扔着一份《真理报》，桌子上放着打开的“波尔若米矿泉水”。随着值班人员的喊叫，其他服务人员都跑进来了。大家把斯大林抬到沙发上。斯大林几次想说什么，但发出的只是不清楚的喉音。


这些情景援引于斯大林的警卫长雷宾和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尽管情景描述上有一些不同，但时间却基本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