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出版界的用人与选人问题，始终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究其原因，还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版的基本定位尚在变化之中。诸如，其一，存在形式五花八门，有为政府部门服务的，有成为学术基地的，有完全商业化的，有以卖书号为生的。其二，行业属性众说不一，有说是经验产业，有说是科学分支学科，有说是文化基地，有说是商业部门。其三，用人标准莫衷一是，有说传媒学院的毕业生好，有说非编辑专业的好，有说MBA好，有说金融家好，有说政治家好，有说不必苛求学历，自学成才的更好，等等。其实，在如此丰富的说法背后，蕴含着一个潜台词，那就是说，事实上，出版行业的门槛很低。或者说，当一个行业的社会定位尚未完成的时候,，它的存在形式，常常会表现出一种“泛职业化”的倾向。
问题之一：书是什么？
A知识载体，B精神食粮，C特殊商品，D快速消费品。
题解：一般在招聘会上，我们最愿意问：“你在读什么书？”根据经验，这样的提问意义不大。人家答四大名著、《微积分教程》或《语言学概论》，你说哪个人更适合做编辑？因此，我们不妨换一个问法：“书是什么？”也就是请应聘者给书下一个定义。我们需要了解应聘者对于“书”的个性认识，不同的回答，表现着每个人不同的文化水准与社会背景。像选择D的那位应聘者，他是一位学营销的，他是对书作了商品属性的分析之后，才给出这个答案。我查了一下，看一看纸制的“快速消费品”还有什么？有卫生纸、纸巾、纸杯、……没等看完我就笑了，甚至想到赵本山、宋丹丹小品中，白云的那本书《月子》！其实也用不着笑，那些流行的、通俗的、时尚的东西，人们追风购买，看完就扔，当然要归于“快速消费品”。而《新华字典》《辞海》《辞源》，以及那些高雅文化、经典文化等，就是再慢不过的消费品，甚至还会传宗接代。所以说，选人也是在各取所需，关键是看你想做什么。通过给书下定义，就会找出与你志同道合的人。
问题之二：出版人应该是一个
A书迷，B书商，C专家，D杂家。
题解：对于这4个答案，首先，我最喜欢A，这也是早年陈原先生给出的定义。翻译过来，出版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爱书人。我觉得，虽然时代在变化，社会上商业化的调门越来越高，但出版界选人，首要的标准，还应该是检验他是不是一个爱书人。在一个出版团队中，如果不爱书的人比重太高了，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尤其是主要领导者，有一个就不得了。由于不爱书，自然不懂书。你身处出版业，却不懂得你的“商品”。对于企业而言，这不是很危险的么？其次，答案B也有道理。前不久，沈昌文先生出版过一本小书《书商的旧梦》，自认从事出版一生，不过是一介书商而已。此中有调侃，也是在说老实话，不附庸风雅，没有不良心态，让我敬佩。其三，对于后两个词，学术意义上的“专家”就不用多想了，出版人的天职，就是为作家、学者们服务的，这是一个行业的基本属性。至于“杂家”一词，还是不用为好。《汉书•艺文志》把诸子的书分为10家，其中就有“杂家”。书中注道：“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这样的“旧词新用”，很不靠谱，也反映出一种不恰当的职业心态，一个行业中的人，怎么能够整体自称为“家”呢？
问题之三：一个出版产业的终极追求是
A只出赚钱书，B文化坚守，C双效，D多元化。
题解：前些年，如果应聘者回答此题，一定会选择C。现在这句话似乎有些过时，其实不然，我们需要认真地理清思绪。应当看到，即使发达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是要讲“双效”的。许多时候，他们比我们还要讲政治。至于B，“坚守”本身就有一种压迫感；但是，如果有“双效”的观念，事情就会轻松许多。我们把A翻译过来，就是说，什么书能够赚钱，我们就出什么书。这是一个有趣的口号，它的表面是用“钱”对书进行分类，其本质却是用“钱”对文化进行分类，因为出版本身就是以“贩卖文化”为生的。在这样的观念下，文化被分为不赚钱的与赚钱的两类。经过市场的检验与筛分，在“不赚钱”或“来钱慢”的麾下，往往有高雅文化、严肃文化、经典文化等门类；在“赚钱”或“来钱快”的麾下，就有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等内容了。其实这种用商业观念“类分文化”的现象，发达国家早已出现过。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说，对于文化产业而言，片面地追求“通俗”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它满足不了经营者对利润的狂热追求，弄不好还会导致人们突破通俗文化的底线，向低俗、庸俗、媚俗、恶俗……一步步深入下去，最终没有了道德底线。经济学家把文化产业的这种极端商业化现象，称为“往下笨”（dumpingdown）。因为书的商业属性，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文化的高雅与通俗并无高下之分，它们是一种血肉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如果我们只强调出挣钱的书，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经营的层面上，疏远甚至仇视高雅文化、经典文化，认为它们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只会带来麻烦。但是，你没有想到，任何优秀的通俗文化，都需要有强大的主流文化基奠。正是文化的经典与高雅，托起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举一个最新近的例子。你想，去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从击缶、活字、画轴、航海、飞天、……一路演绎下来，如果没有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高雅文明的支撑，会产生如此震撼世界的艺术普及的效果吗？
问题之一：书是什么？
A知识载体，B精神食粮，C特殊商品，D快速消费品。
题解：一般在招聘会上，我们最愿意问：“你在读什么书？”根据经验，这样的提问意义不大。人家答四大名著、《微积分教程》或《语言学概论》，你说哪个人更适合做编辑？因此，我们不妨换一个问法：“书是什么？”也就是请应聘者给书下一个定义。我们需要了解应聘者对于“书”的个性认识，不同的回答，表现着每个人不同的文化水准与社会背景。像选择D的那位应聘者，他是一位学营销的，他是对书作了商品属性的分析之后，才给出这个答案。我查了一下，看一看纸制的“快速消费品”还有什么？有卫生纸、纸巾、纸杯、……没等看完我就笑了，甚至想到赵本山、宋丹丹小品中，白云的那本书《月子》！其实也用不着笑，那些流行的、通俗的、时尚的东西，人们追风购买，看完就扔，当然要归于“快速消费品”。而《新华字典》《辞海》《辞源》，以及那些高雅文化、经典文化等，就是再慢不过的消费品，甚至还会传宗接代。所以说，选人也是在各取所需，关键是看你想做什么。通过给书下定义，就会找出与你志同道合的人。
问题之二：出版人应该是一个
A书迷，B书商，C专家，D杂家。
题解：对于这4个答案，首先，我最喜欢A，这也是早年陈原先生给出的定义。翻译过来，出版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爱书人。我觉得，虽然时代在变化，社会上商业化的调门越来越高，但出版界选人，首要的标准，还应该是检验他是不是一个爱书人。在一个出版团队中，如果不爱书的人比重太高了，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尤其是主要领导者，有一个就不得了。由于不爱书，自然不懂书。你身处出版业，却不懂得你的“商品”。对于企业而言，这不是很危险的么？其次，答案B也有道理。前不久，沈昌文先生出版过一本小书《书商的旧梦》，自认从事出版一生，不过是一介书商而已。此中有调侃，也是在说老实话，不附庸风雅，没有不良心态，让我敬佩。其三，对于后两个词，学术意义上的“专家”就不用多想了，出版人的天职，就是为作家、学者们服务的，这是一个行业的基本属性。至于“杂家”一词，还是不用为好。《汉书•艺文志》把诸子的书分为10家，其中就有“杂家”。书中注道：“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这样的“旧词新用”，很不靠谱，也反映出一种不恰当的职业心态，一个行业中的人，怎么能够整体自称为“家”呢？
问题之三：一个出版产业的终极追求是
A只出赚钱书，B文化坚守，C双效，D多元化。
题解：前些年，如果应聘者回答此题，一定会选择C。现在这句话似乎有些过时，其实不然，我们需要认真地理清思绪。应当看到，即使发达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是要讲“双效”的。许多时候，他们比我们还要讲政治。至于B，“坚守”本身就有一种压迫感；但是，如果有“双效”的观念，事情就会轻松许多。我们把A翻译过来，就是说，什么书能够赚钱，我们就出什么书。这是一个有趣的口号，它的表面是用“钱”对书进行分类，其本质却是用“钱”对文化进行分类，因为出版本身就是以“贩卖文化”为生的。在这样的观念下，文化被分为不赚钱的与赚钱的两类。经过市场的检验与筛分，在“不赚钱”或“来钱慢”的麾下，往往有高雅文化、严肃文化、经典文化等门类；在“赚钱”或“来钱快”的麾下，就有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等内容了。其实这种用商业观念“类分文化”的现象，发达国家早已出现过。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说，对于文化产业而言，片面地追求“通俗”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它满足不了经营者对利润的狂热追求，弄不好还会导致人们突破通俗文化的底线，向低俗、庸俗、媚俗、恶俗……一步步深入下去，最终没有了道德底线。经济学家把文化产业的这种极端商业化现象，称为“往下笨”（dumpingdown）。因为书的商业属性，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文化的高雅与通俗并无高下之分，它们是一种血肉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如果我们只强调出挣钱的书，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经营的层面上，疏远甚至仇视高雅文化、经典文化，认为它们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只会带来麻烦。但是，你没有想到，任何优秀的通俗文化，都需要有强大的主流文化基奠。正是文化的经典与高雅，托起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举一个最新近的例子。你想，去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从击缶、活字、画轴、航海、飞天、……一路演绎下来，如果没有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高雅文明的支撑，会产生如此震撼世界的艺术普及的效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