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出版界的用人与选人问题,始终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究其原因,还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版的基本定位尚在变化之中。诸如,其一,存在形式五花八门,有为政府部门服务的,有成为学术基地的,有完全商业化的,有以卖书号为生的。其二,行业属性众说不一,有说是经验产业,有说是科学分支学科,有说是文化基地,有说是商业部门。其三,用人标准莫衷一是,有说传媒学院的毕业生好,有说非编辑专业的好,有说MBA好,有说金融家好,有说政治家好,有说不必苛求学历,自学成才的更好,等等。其实,在如此丰富的说法背后,蕴含着一个潜台词,那就是说,事实上,出版行业的门槛很低。或者说,当一个行业的社会定位尚未完成的时候,,它的存在形式,常常会表现出一种“泛职业化”的倾向。
问题之一:书是什么?
A知识载体,B精神食粮,C特殊商品,D快速消费品。
题解:一般在招聘会上,我们最愿意问:“你在读什么书?”根据经验,这样的提问意义不大。人家答四大名著、《微积分教程》或《语言学概论》,你说哪个人更适合做编辑?因此,我们不妨换一个问法:“书是什么?”也就是请应聘者给书下一个定义。我们需要了解应聘者对于“书”的个性认识,不同的回答,表现着每个人不同的文化水准与社会背景。像选择D的那位应聘者,他是一位学营销的,他是对书作了商品属性的分析之后,才给出这个答案。我查了一下,看一看纸制的“快速消费品”还有什么?有卫生纸、纸巾、纸杯、……没等看完我就笑了,甚至想到赵本山、宋丹丹小品中,白云的那本书《月子》!其实也用不着笑,那些流行的、通俗的、时尚的东西,人们追风购买,看完就扔,当然要归于“快速消费品”。而《新华字典》《辞海》《辞源》,以及那些高雅文化、经典文化等,就是再慢不过的消费品,甚至还会传宗接代。所以说,选人也是在各取所需,关键是看你想做什么。通过给书下定义,就会找出与你志同道合的人。
问题之二:出版人应该是一个
A书迷,B书商,C专家,D杂家。
题解:对于这4个答案,首先,我最喜欢A,这也是早年陈原先生给出的定义。翻译过来,出版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爱书人。我觉得,虽然时代在变化,社会上商业化的调门越来越高,但出版界选人,首要的标准,还应该是检验他是不是一个爱书人。在一个出版团队中,如果不爱书的人比重太高了,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尤其是主要领导者,有一个就不得了。由于不爱书,自然不懂书。你身处出版业,却不懂得你的“商品”。对于企业而言,这不是很危险的么?其次,答案B也有道理。前不久,沈昌文先生出版过一本小书《书商的旧梦》,自认从事出版一生,不过是一介书商而已。此中有调侃,也是在说老实话,不附庸风雅,没有不良心态,让我敬佩。其三,对于后两个词,学术意义上的“专家”就不用多想了,出版人的天职,就是为作家、学者们服务的,这是一个行业的基本属性。至于“杂家”一词,还是不用为好。《汉书•艺文志》把诸子的书分为10家,其中就有“杂家”。书中注道:“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这样的“旧词新用”,很不靠谱,也反映出一种不恰当的职业心态,一个行业中的人,怎么能够整体自称为“家”呢?
问题之三:一个出版产业的终极追求是
A只出赚钱书,B文化坚守,C双效,D多元化。
题解:前些年,如果应聘者回答此题,一定会选择C。现在这句话似乎有些过时,其实不然,我们需要认真地理清思绪。应当看到,即使发达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是要讲“双效”的。许多时候,他们比我们还要讲政治。至于B,“坚守”本身就有一种压迫感;但是,如果有“双效”的观念,事情就会轻松许多。我们把A翻译过来,就是说,什么书能够赚钱,我们就出什么书。这是一个有趣的口号,它的表面是用“钱”对书进行分类,其本质却是用“钱”对文化进行分类,因为出版本身就是以“贩卖文化”为生的。在这样的观念下,文化被分为不赚钱的与赚钱的两类。经过市场的检验与筛分,在“不赚钱”或“来钱慢”的麾下,往往有高雅文化、严肃文化、经典文化等门类;在“赚钱”或“来钱快”的麾下,就有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等内容了。其实这种用商业观念“类分文化”的现象,发达国家早已出现过。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说,对于文化产业而言,片面地追求“通俗”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它满足不了经营者对利润的狂热追求,弄不好还会导致人们突破通俗文化的底线,向低俗、庸俗、媚俗、恶俗……一步步深入下去,最终没有了道德底线。经济学家把文化产业的这种极端商业化现象,称为“往下笨”(dumpingdown)。因为书的商业属性,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文化的高雅与通俗并无高下之分,它们是一种血肉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如果我们只强调出挣钱的书,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经营的层面上,疏远甚至仇视高雅文化、经典文化,认为它们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只会带来麻烦。但是,你没有想到,任何优秀的通俗文化,都需要有强大的主流文化基奠。正是文化的经典与高雅,托起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举一个最新近的例子。你想,去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从击缶、活字、画轴、航海、飞天、……一路演绎下来,如果没有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高雅文明的支撑,会产生如此震撼世界的艺术普及的效果吗?
问题之一:书是什么?
A知识载体,B精神食粮,C特殊商品,D快速消费品。
题解:一般在招聘会上,我们最愿意问:“你在读什么书?”根据经验,这样的提问意义不大。人家答四大名著、《微积分教程》或《语言学概论》,你说哪个人更适合做编辑?因此,我们不妨换一个问法:“书是什么?”也就是请应聘者给书下一个定义。我们需要了解应聘者对于“书”的个性认识,不同的回答,表现着每个人不同的文化水准与社会背景。像选择D的那位应聘者,他是一位学营销的,他是对书作了商品属性的分析之后,才给出这个答案。我查了一下,看一看纸制的“快速消费品”还有什么?有卫生纸、纸巾、纸杯、……没等看完我就笑了,甚至想到赵本山、宋丹丹小品中,白云的那本书《月子》!其实也用不着笑,那些流行的、通俗的、时尚的东西,人们追风购买,看完就扔,当然要归于“快速消费品”。而《新华字典》《辞海》《辞源》,以及那些高雅文化、经典文化等,就是再慢不过的消费品,甚至还会传宗接代。所以说,选人也是在各取所需,关键是看你想做什么。通过给书下定义,就会找出与你志同道合的人。
问题之二:出版人应该是一个
A书迷,B书商,C专家,D杂家。
题解:对于这4个答案,首先,我最喜欢A,这也是早年陈原先生给出的定义。翻译过来,出版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爱书人。我觉得,虽然时代在变化,社会上商业化的调门越来越高,但出版界选人,首要的标准,还应该是检验他是不是一个爱书人。在一个出版团队中,如果不爱书的人比重太高了,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尤其是主要领导者,有一个就不得了。由于不爱书,自然不懂书。你身处出版业,却不懂得你的“商品”。对于企业而言,这不是很危险的么?其次,答案B也有道理。前不久,沈昌文先生出版过一本小书《书商的旧梦》,自认从事出版一生,不过是一介书商而已。此中有调侃,也是在说老实话,不附庸风雅,没有不良心态,让我敬佩。其三,对于后两个词,学术意义上的“专家”就不用多想了,出版人的天职,就是为作家、学者们服务的,这是一个行业的基本属性。至于“杂家”一词,还是不用为好。《汉书•艺文志》把诸子的书分为10家,其中就有“杂家”。书中注道:“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这样的“旧词新用”,很不靠谱,也反映出一种不恰当的职业心态,一个行业中的人,怎么能够整体自称为“家”呢?
问题之三:一个出版产业的终极追求是
A只出赚钱书,B文化坚守,C双效,D多元化。
题解:前些年,如果应聘者回答此题,一定会选择C。现在这句话似乎有些过时,其实不然,我们需要认真地理清思绪。应当看到,即使发达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是要讲“双效”的。许多时候,他们比我们还要讲政治。至于B,“坚守”本身就有一种压迫感;但是,如果有“双效”的观念,事情就会轻松许多。我们把A翻译过来,就是说,什么书能够赚钱,我们就出什么书。这是一个有趣的口号,它的表面是用“钱”对书进行分类,其本质却是用“钱”对文化进行分类,因为出版本身就是以“贩卖文化”为生的。在这样的观念下,文化被分为不赚钱的与赚钱的两类。经过市场的检验与筛分,在“不赚钱”或“来钱慢”的麾下,往往有高雅文化、严肃文化、经典文化等门类;在“赚钱”或“来钱快”的麾下,就有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等内容了。其实这种用商业观念“类分文化”的现象,发达国家早已出现过。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说,对于文化产业而言,片面地追求“通俗”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它满足不了经营者对利润的狂热追求,弄不好还会导致人们突破通俗文化的底线,向低俗、庸俗、媚俗、恶俗……一步步深入下去,最终没有了道德底线。经济学家把文化产业的这种极端商业化现象,称为“往下笨”(dumpingdown)。因为书的商业属性,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文化的高雅与通俗并无高下之分,它们是一种血肉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如果我们只强调出挣钱的书,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经营的层面上,疏远甚至仇视高雅文化、经典文化,认为它们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只会带来麻烦。但是,你没有想到,任何优秀的通俗文化,都需要有强大的主流文化基奠。正是文化的经典与高雅,托起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举一个最新近的例子。你想,去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从击缶、活字、画轴、航海、飞天、……一路演绎下来,如果没有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高雅文明的支撑,会产生如此震撼世界的艺术普及的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