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卉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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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主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20世纪初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的原型在弗洛伊德的推动下，成为对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研究术语。虽然俄狄浦斯故事是一段远古的神话传说，似乎与我们的时代关系不大，但是从俄狄浦斯遭遇的生存境况和他所面临的悖论性选择上看，几乎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俄狄浦斯，每一个民族的文学体裁中都会有类似的人物形象出现，都能在悲剧的俄狄浦斯中找到自身的东西。为什么这出悲剧中的俄狄浦斯主题还在继续诱惑着我们？理由在于它介于真实与虚构两者之间，介于秘索思和逻格斯之间，从根本上扮演了问题和暧昧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狄浦斯主题所追寻的问题在任何文本中都永远不会停止。村上春树希望解决的正是俄狄浦斯故事中无法解决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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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情结与本土羞耻文化的影响
村上春树对俄狄浦斯主题的表述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基于他由来已久的希腊情结，另一方面出于对本土羞耻文化的理解。从创作主题上讲，这种现象既是对西方文学原型的借用和呼应，也是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日本神话历史、文学传统以及诸多作家的个人经历诱发恋母主题的不断重现，思慕亡母和追忆逝去的传统母系文化交织在一起，构成日本式俄狄浦斯主题的表述特色。近代以来，日本文学中的俄狄浦斯主题表述既传承了日本的文学表述传统，又借鉴了涌入日本势不可当的西方文学思潮。古代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恋母主题和近代日本文学中的弑父以及恋母主题共同构成了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文学表述主题。
村上春树发表于1999年的短篇小说《神的孩子全跳舞》中，儿子的恋母心理表露无遗。男主人公身上体现着具有恋母情结的男人心理。小说中的“父亲”始终没有正面出现，寻父失败的儿子放弃了对父亲的幻想，同时也抛弃了信仰。虽然明白眷恋自己的母亲是一种邪念，但是男主人公并没有责怪自己。通过“跳舞”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任时光流逝，尽情地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恋母情结。村上表达出不以罪责约束自己的日本式解脱，这是他继承日本传统恋母主题的表述。2002年，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套用了俄狄浦斯神话故事。与日本近代俄狄浦斯主题表现相同，父亲成为儿子成长道路上的阻碍。父亲的家是培养与损毁儿子的空间。村上春树通过这部小说所体现出的思想内容，将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故事放在当代的日本社会背景当中具化、细化并内化。另外，通过男主人公田村卡夫卡与父亲田村浩一的关系对比奥地利作家弗朗兹·卡夫卡与其父亲之间的关系，展现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僵硬的关系状态，使存在于不同文化中的现象通过共同化的处理方式体现出日本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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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政治季节”的村上告别了青春记忆，在文本中逐渐体现出这样的思想：弑父或弑神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从自身的观念上彻底消除一些固有概念，比如“父亲”的概念、家庭的概念、“神”的概念……都需要在新的标准上进行定义、更新。“父亲”也好，“神”也好，都化为一个个符号，如果将弑父行为视为罪恶，那就只能像俄狄浦斯那样自我毁灭，以至于毁掉现实中自我最根本的利益；如果在意识里剔除罪恶的标签，将弑父或弑神作为正当或必要之举的话，那么一切都会不同，父亲的儿子或者神的国民的内心会释然，会遵照自己的想法构造出一个新的意识或观念世界。具体的做法需要将现实中的恐惧和焦虑暂时封存，把自己的精神和意识空白化、格式化。当田村卡夫卡将自己背负的心灵包袱扔掉的时候，他得到了与俄狄浦斯王截然不同的结局——获得力量，继续生存。这种“免除罪罚”的处理方式受到一些学者和评论家的尖锐批评。命运，曾经在古希腊悲剧里呈现出连神灵都无可奈何的必然性，然而，村上却要在这必然性中更集中地融入偶然因素，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命运的神秘。更为重要的是，他用偶然性解构了命运之所以成为命运的不可破除的诅咒，为日本读者或者说是日本现代人觅得一条心理上的出路。这是村上不同于古希腊悲剧，也不同于日本传统文学中俄狄浦斯主题表述的视角和维度。村上关于俄狄浦斯主题的理解，除了恋母情结和弑父情结之外，又添加了新的时代特点。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一种源于终极消费的空虚感和不安感在社会中弥散开来。本来，冷战后浸染世界的沦丧感已经使传统社会中的一些固有观念岌岌可危，再加上1995年1月17日的大阪神户淡路大地震和3月15日由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带来的振荡，更是雪上加霜，造成了现代日本社会价值体系的断裂。面临这样的时代，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在一些人身上开始凸显，接二连三的灾难给日本国民带来深重的精神创伤。这是困扰整个日本社会的问题、心理疾病如何得到有效治愈？这不能不说是导致村上春树对俄狄浦斯主题创作的直接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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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悲剧的核心内容进行排斥
村上春树把俄狄浦斯主题放进作品里，以便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并以新的方式予以解决。他的目的不同于悲剧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弄清楚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而是提醒世人：过去仍在现在之中，现在又会是未来的过去。村上作品中没有所谓悲剧性的东西，如果有，那也是一种反悲剧性的东西，尤其体现在中期以后的系列作品中。之所以这么说，第一个原因是村上作品中没有帝王将相、王室贵族、英雄人物，出现的都是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他们往往没有兄弟，也避谈父母，家庭意识淡漠；第二个原因，虽然每部作品中都有死亡描述，但是与其说这种死亡相似于古希腊悲剧中的悲怆感，倒不如说它更接近于本土古典文学中的“物哀”精神，注重死亡、凄美和徒劳之爱；第三个原因，解决方式与古希腊悲剧截然不同，村上谈灾难，却很少说到责任，即使有所涉及，也是悄然把它空无化了，确切地说是把原本由责任引发的重负推卸掉了，他用看似理性的哲学话语谈论非理性问题，将“杀父娶母”合理化、合情化、合法化。这样一来，责任的定位就愈加模糊。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开始建立我们称之为责任感的东西，而在村上笔下，这种可贵的个人责任感和传统的羞耻感却渐行渐远，融于太过丰富的情感雾霭中。其实对于需要宣泄的当代人来说，从本性中自我的一面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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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看到了时代危机，却倾向于提出彻底自治的心理概念，这不是一种向悲剧性的回归，而是借用悲剧主题，反其道而行之，对悲剧的核心内容进行排斥。它在很多问题的处理方式上是感受性的，而不是探索性的；是情绪型的，而不是理智型的。可以说，在此类主题的表述中，他笔下的主人公具有决定行为的意图性和非意图性。俄狄浦斯杀死了拉伊俄斯，杀人行为本身是意图性的，但是他对亲生父亲的杀害出于不知情，这一点是非意图性的。悲剧强调的是主人公行为的非意图性，即使如此，主人公还是得充当替罪羊的角色，为自己犯下的过错承担责任。村上无法正面拒绝西方科学理性的馈赠，却更加青睐非科学的传统“活灵”秘方。西方科学理性的输入，可以打破本土传统的价值平衡，但是作家却仍然希望能够复归到传统的平衡之中，包括杀父和恋母的无意识追求，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作家的文化认同与选择。不消除现代文明带来的邪恶与暴力，就无法有效地回归日本传统的母性文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村上春树反向再造的俄狄浦斯主题，可以说是一曲对日本人集体无意识的秘索思式的赞歌。从这个意义上讲，村上春树的俄狄浦斯主题表述，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的模式，但在思想性方面却明显与对方的哲理化和伦理化的倾向不同。村上春树给出了日本式的文化解决方略，那就是不要畏惧弑父和恋母的罪恶魔咒，勇敢地寻求生命再生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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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村上并不存在移民作家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问题。然而他对日本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有着明确的自觉。村上有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化中重塑日本形象、重塑日本民族灵魂的企图与雄心。但是从他愈显晦涩、艰深的作品中，也让人看出了作为日本作家和作为一位从中国战场返回的日本军人的儿子的矛盾。俄狄浦斯解答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但是却堕入了自己的谜语之中。毫无疑问，世界上最难解析的事物是人的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村上春树，古老的斯芬克斯谜语依然未被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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