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L 作者 仇鹿鸣

[摘要]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胤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胤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成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扬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关键词]咸宁二年 晋武帝 齐王攸 杨骏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1-0132-07


西晋武帝司马炎在位共二十五年，在以《晋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论述中，一般以太康元年(280年)平吴为界，将晋武帝时代的政治划分为前后两段。在前一个时段中，武帝可以算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举完成了统胤一大业。但在平吴之后，陶醉在胜利喜悦中的武帝失却了敦勉勤政的政治态度，却在太子废立的问题上犯胤下了严重失策，《晋书》最后总结道，“中朝之乱，实始于斯”，将西晋的短促而亡归因于武帝晚年的失政。
《晋书》的这一叙事对于后世史家影响颇大，延及于今。但是站在史料批判的立场上，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到《晋书》这一表述背后唐胤人观念的影响。《晋书》成于唐初，唐太宗素来重视历胤史对于现实政治的诫鉴作用，而《晋书·武帝纪》的“论赞”部分更是出自于李胤世胤民的亲笔，我们有理由相信《晋书·武帝纪》最后部分对于武帝一生的总结包含有唐胤人意识形态的成分。李胤世胤民一生经历过两次嫡庶之争，第一次是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登上帝位，第二次则是贞观后期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的储位之争。晋武帝在太子废立问题上的历胤史教训在唐初则具有当代史的特定意义，因此李胤世胤民在《晋书·武帝纪》的“论赞”中对晋武帝晚年失政所作的强烈批胤评，“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胤稷者孝之大”，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向唐初的政治现实，蕴有为自己的政治举措辩护之意。明晰了这一时代背胤景，我们有必要更加审慎地对待《晋书》对武帝一朝政治特征的评论。特别是日本学者安田二郎考辨《晋书》“武帝好色”的记载，指出“武帝采女”之事实际上发生于泰始九年，存在着扩张外戚群胤体，巩固权力的政治目的，与所谓的太康失政并无关联。在此情形下，我们更应该对以平吴为界划分武帝一朝政治的传统观点加以批判性的反思。
如果一定要在武帝一朝政治变化的历胤史脉络中寻找一个时间节点的话，笔者更加倾向于将咸宁二年(276年)视为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这一年并无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是历胤史长河中毫不引人注目的平淡之年。但若以此划线，我们可以注意到此年前后，晋武帝一朝的政治特征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
晋武帝虽然有开国之君的名义，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守成之主，其能完成魏晋嬗代之业不过上承父祖遗烈，下赖宗室、功臣势力的翼戴，其本人并无自己的政治根基。因此在晋初十余年中，面对功臣、宗室两股既成势力，武帝基本上延用了司马昭的政治班底，维护功臣、宗室的既得利益，更多地在朝胤廷的政治纷争中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决定者，其与齐王攸之间表面上也相安无事。但在咸宁二年之后，局势发生了明显的改观，晋武帝转变为一个积极的政治介入者，通过将外戚势力引入政治，主导了西晋政治格局的变革。从咸宁二年开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胤强胤硬的政治举措，打胤压朝中倾向于齐王攸的政治力量，随着太康四年(283年)齐王攸的抑郁而死，武帝彻底摆脱了宗室、功臣势力的掣肘，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对西晋政治格局的改造。而太康元年平吴的胜利，则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改变了武帝功业不足的一贯形象，使其具有成为一个强胤势帝王的政治资本。如果说，咸宁二年之前的武帝只是西晋政治中的平衡者的话，那么在此之后武帝逐渐转变为西晋政治的决定者。
晋武帝政治姿态“由守转攻”的变化，便起源于这并不起眼的咸宁二年。咸宁二年的开端便预示着这并不是一个吉利的年份，“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正月元旦的元会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朝会，象征着国胤家的礼仪秩序的建立与君臣关系的确认，武帝因病取消了咸宁二年的元会，放弃了这一体现国胤家秩序的重要政治场合，说明其病势无疑相当沉重。那么这场将四十一岁的武帝击倒的疾疫又源于何处?我们知道，在咸宁元年(275年)十一月癸亥至己巳之间，武帝大阅于宣武观，说明此时武帝的健康状况毫无问题。那么，武帝突然身染重病的唯一可能便与当年十二月在首都洛阳爆发的瘟胤疫流行、死者太半的重大灾胤难有关。可以相信，武帝的因病废朝，应当是感染了这场流行性的瘟胤疫。在当时的医胤疗条件下，瘟胤疫是一种死亡率非常高的传染性疾病，武帝虽然贵为帝王之尊，也未必能够逃脱这场灾胤难，甚至一度传出了“不豫”的消息；大约到了咸宁二年三四月间，武帝的病势才逐渐好转。

武帝病危期间，侍于其旁、参医药的是贾充、荀勖、齐王攸三人，可以说在武帝病重的小半年中，这三人组成了西晋政治的权力核心。一旦武帝有所不测，将由这三人全权处置后事，控胤制朝政。由于太子司马衷的愚鲁早已是朝野普遍忧虑的问题，在武帝病危、朝政不稳的情况下，继承人问题再次浮现出来，成为朝臣们关注的焦点。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过去倾向于支持武帝立场的重臣贾充此次也表现出了犹豫，对夏侯和支持齐王攸的劝说不置可否。作为一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贾充充分了解几个月的权力真空背后所蕴藏的危险性以及太子的难堪大任。在全国上下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一旦武帝身故，以太子愚鲁的资质，能否顺利地登上帝位，担负政治重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因此，其选择了沉默，以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夏侯和身为河南尹，负责洛阳地区的行政与治安，在这样关键的政治时刻，地位举足轻重，其向贾充公开暗示对于齐王攸的支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争取重臣贾充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支持齐王攸的政治势力已经积聚了相当的力量，一旦武帝身故，未必没有发动宫廷政胤变夺取政胤权的可能。处于这一政治漩涡中心的贾充，其所持的立场对于双方力量的消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素来以擅长观察政治形势著称的贾充，此时的沉默，并不代表无所作为，恐怕其也需要进一步观察事态的发展和双方政治实力的对比，从而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
但武帝幸胤运地活了下来，并恢复了健康，那么所有拥立齐王攸的努力只能暂时告一段落，西晋政治表面上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之中。但可以想见，武帝一旦获悉在其病危期间，朝野上下关于拥立齐王攸的种种密谋，心中的震胤惊与不安会是何等强烈。钟摆虽然回到了原地，但齐王攸的威胁已经在武帝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观察其后几年武帝一系列的政治举措，可以发现武帝政治策略的转变，司马炎一改原来政治平衡者的形象，而是利胤用皇权的力量重组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从而保证皇帝的权威不再受到挑战与威胁，进而巩固太子的地位。
武帝所进行的第一个步骤便是针对这场密谋的两个关键人物一夏侯和与贾充。武帝解除了夏侯和河南尹的职务，迁为光禄勋的闲职，接替夏侯和出任河南尹的当是王恂，为王肃之胤子，司马炎之舅，武帝以外戚出任此职，重用亲信，巩固权力的意图相当明显。当然在西晋政治中，夏侯和只是一个小角色，武帝更重要的举措是解除了在这场风胤波中首鼠两端的贾充的兵权。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武帝在病愈之后，初步完成了人事格局的调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但接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武帝在对功臣和宗室皆产生怀疑之后，如何来建立自己可以信任的政治班底，辅佐愚鲁的太子司马衷继位。武帝命王恂接替夏侯和一事其实已经提示了其中的答胤案，武帝想要重用的人选是外戚。


二
武帝病愈之后，外戚杨骏地位的迅速上升是咸宁二年这不起眼的一年中发生的第二件对于西晋政治影响深远的事件，标志着外戚作为宗室、功臣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兴起。武帝为何要将第三种力量引入西晋政治，其中的关节点在于，晋初功臣、宗室两股政治势力曹魏末期皆已成形，作为一位缺乏政治根基的皇帝，武帝并不能够如意地驾驭尾大不掉的功臣与宗室，由于司马昭一司马炎一系人丁单薄，司马炎诸子年幼，深孚众望的亲弟司马攸尚是帝位有力的竞争者，因此在帝系一支内部并没有担负政治责任，拱卫皇权的合适人选。因而要达成“强干”的政治目标，引入外戚势力是加强皇权的唯一直接有效的选择。由于受到咸宁二年病危时朝臣密谋拥立齐王攸事件的刺胤激，武帝决心改变原有的政治策略，在功臣与宗室之外，以外戚杨氏为核心培植完全忠于自己的政治班底。
必须要指出的是武帝的这一举措完全改变了魏晋以来的政治传统，对于两晋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魏或是汲取东汉外戚专胤权的政治教训，“三世立贱”，其后族皆出身卑微，家族无闻，没有干预政治的能力。因此，曹魏的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宗室与功臣的互相制衡。晋初的政治形势亦是如此。但随着司马炎重用外戚杨骏，将其作为第三种力量引入政坛，打破了这一传统政治格局，建立了宗室、功臣、外戚三方互相角力的权力结构。至此以后，外戚作为一种关键性的政治力量成为两晋政治中的一项传统。
在武帝的支持下，杨氏家族在泰始年间便已崭露头角，但当时名位尚轻，无法与宗室、功臣的力量相颉颃，在政治上往往被视为贾充的依附者，但在咸宁二年十二月，以杨骏受封临晋侯一事为标志，外戚杨氏家族的力量在武帝的扶植下迅速崛起。杨骏临晋侯的册封在当时便是一件颇具争议的政治事件。
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也。少以王官为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识者议之曰：“夫封胤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于乱矣。”尚书褚契、郭奕并表骏小器，不可以任社胤稷之重。武帝不从。
由于杨骏之女杨芷在当年十月被立为皇后，杨骏的册封应当是在武帝崇重后父的名义下进行的，但这并没有避免朝臣的非议。
杨骏在魏末官胤职卑微，事迹无称。西晋立国之后，在武帝的庇荫下，杨骏的官胤位稳步上升，但总体而言，在晋初的十二年中杨骏升迁的速度尚属平稳，但咸宁二年临晋侯的册封，传递出武帝想要重用外戚的明确信号，同时也激起了朝臣的不满。据《晋书》的记载，当时的争议主要围绕着“临晋”一名的使用，而武帝之所以封杨骏为临晋侯，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杨骏出自东汉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杨震之孙杨赐曾在汉末受封临晋侯，此次武帝恢复杨氏的临晋旧封，当有崇重弘农杨氏门第，进而抬高杨骏政治地位的目的。其二，“临”字有“光大”之义，所谓“临晋”即是光大晋国。另外一个稍晚的例子是惠帝羊皇后之父羊玄之被胤封为兴晋侯，从中可以注意到西晋外戚封侯时的命名规律。可知武帝封杨骏为临晋侯，本是“古典”与“今典”俱美的嘉名，寄托了武帝对于外戚杨氏家族的厚望，所谓“兆于乱”之说不知缘何而起。对此笔者只能略作推测，王隐《晋书》曰：时人窃言，封侯称临晋，后必专国，此说无疑与图谶风谣有关。“临”字本可转训多义，但究其本义而言，同“监”，引申为统胤治之义，则临晋一名可以解释为统胤治晋国，异姓受封为“临晋”，于国不祥。
据此可知，“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于乱矣”一说当是杨骏擅权乱国之后的附会，但当时人之所以要将杨骏专擅与临晋侯的册封联胤系起来，则透露胤出一个关键的信息：杨骏封侯是晋初政治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杨氏家族政治势力急剧膨胤胀兆源于此。
在曹魏政治中，文帝黄初三年(222年)诏书明确规定：“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在制胤度上杜绝了外戚封侯并进而干政的可能性。杨骏封侯一事对于当时朝野上下的震动效应在于这改变了曹魏以来形成的政治传统，使得外戚参政这一绝迹了近一个世纪的现象重新出现。西晋君臣，大都起自士人家族，其父祖辈与汉末曹魏的政治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东汉外戚秉政的政治乱象绝无好感。杨骏封侯一事看似平常，实际上关系到了政治传统的关键性转胤化，具有深远的影响，而深受汉末清议与曹魏政治传统影响的西晋官僚阶层对于外戚参政怀有深切的恶感，普遍对此加以反胤对并不足为奇。


三
为了更好地说明杨骏一支在西晋政治中势力的形成过程，首先对弘农杨氏杨骏一支在魏晋时代的发展略加考释。由于在《晋书》的相关传记中仅云杨骏为弘农华阴人，并未明确说明杨骏一支与东汉名望极高的杨震一族的世系关系，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只能对此志之存疑，推断杨骏一支是弘农杨氏的别支。但随着杨骏本人墓志的发现，我们已经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疑问。该志出土于洛阳，原高50厘米，宽53厘米，已残，但残存的文字中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其中尤以“(上缺)讳敷，大父东莱太守蓩亭侯讳(下缺)”一句最为关键，揭胤示了杨骏家族的世系源流，据《后汉书·杨震传》可知杨震少子杨奉一支的世系：
(杨)震少子奉，奉子敷，……敷早卒，子众，亦传先业，以谒者仆射从献帝入关，……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蓩亭侯。
两相比勘之后可知，《后汉书》中杨敷－杨众一支的世系与墓志所载契合，可知杨骏乃是后汉蓩亭侯杨众的孙胤子，杨震的五世孙。据此我们可以排定杨骏一支在弘农杨氏中的位置如下：
杨震→杨奉→杨敷→杨众→不明→杨炳 字文宗→杨胤超
→杨骏
→杨珧
→杨济
至此杨骏一支的世系关系已经可以确定，杨骏出自天下名门的华贵身份无可怀疑。但从其日常行胤事而言，杨骏一支的门风与弘农杨氏以经胤学传家的传统已有相当距离。杨骏出自天下名族，却被目为“小器，不可以任社胤稷之重”，“素无美望”，可知其本人并没有继承弘农杨氏的家族声望。更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两汉著名经胤学世家的子弟，杨骏却“圊于古义，动违旧典，武帝崩未逾年而改元，议者咸以为违《春秋》逾年书即位之义”。这种数典忘祖的错误，表明家族的经胤学传统在杨骏手中已经沦失。而杨骏之弟杨济历位镇南、征北将军，以武艺号为称职，所从四百人皆秦中壮士，就行胤事而言，更加趋近于地方豪强。总而言之，杨骏一支除了尚带有弘农杨氏的光环之外，其行胤事与其先祖杨震相去甚远。
如果我们将杨骏一支与魏晋时期活跃的弘农杨氏杨彪一支作一比较，更可注意到两个房支之间的不同风貌。杨彪、杨修父子是建安时代著名的文臣，但由于杨彪忠于汉室，杨修又被曹操借故诛杀，因此杨彪一支在曹魏政治中地位不显，但是这一支在魏晋时代依然保持了一流文化大族的影响力与弘农杨氏家族清廉简朴的门风。杨修之胤子杨嚣、杨嚣之胤子杨准皆有名于晋代。杨嚣，泰始初为典军将军，受心膂之任，早卒。武帝成宁四年(278年)特地下诏表彰他的清廉：“故司空王基、卫将军卢钦、领典军将军杨嚣，并素清贫，身没之后，居无私积。顷者饥馑，闻其家大匮，其各赐谷三百斛”。可知杨嚣与先祖杨震一样，素有廉洁之名。杨准更是晋初的名士，与山简、嵇绍、刘谟齐名，并与裴頠、乐广等清谈名家关系密切，其二子皆有名士之称。可知杨彪一支虽然在魏晋时期仕途不算十分畅达，但其家族门风依然得以保持，并在杨准时顺应时代风气的变化，完成了家风“由儒入玄”的转变，在晋初士人交往圈中依然能够占据显要的位置，维持家族声望保持不坠。
而杨骏一支自建安二年(197年)杨众受封蓩亭侯后，在整个三国时代默默无闻，至晋初借助外戚身份复起之后，家族风貌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关于杨骏一支的任何记载，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一转变背后的实际情况。但是笔者倾向于认为杨骏一支在曹魏时期由于在政治发展上的挫折，出现了一个重新地方化、土豪化的过程，从而导致了家族风气的转变，以下通过勾辑杨骏一支零散的仕宦、通婚记录情况对此略作阐释。


根据以上的考述，可知杨骏虽然头顶着弘农杨氏的政治光环，但其行胤事、家凤与先祖截然不同，完全不可等而视之。这一房支长期处于曹魏政治网络中的边缘地位，对于主要是由曹魏贵戚子弟构成的西晋官僚阶层而言，杨骏的崛起代表的是一种异质性的政治力量，加之杨骏本人粗鄙无文，根本无法融入当时名士清谈交游、由儒人玄的社胤会文化风尚之中，晋初官僚名士对他的排斥与鄙夷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杨骏显贵之后，曾试图将女儿嫁给名士的领胤袖王衍，王衍耻之，阳狂以求自免；又欲嫁女于郑默之胤子，亦被拒绝；后虽得以与河东裴氏联姻，将女儿嫁给了裴楷之胤子，但是裴楷素轻视杨骏，与之不平。
因此，以往的研究将晋武帝与杨氏的联姻视为儒家大族之间通婚的看法有欠周备。杨骏一支在魏晋之际并无太高政治地位与社胤会声望，亦与玄学清谈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但凭外戚的身份而因缘际会，登上历胤史舞台，不过是皇权的依附力量而已。将外戚杨氏作为一股异质的力量引入西晋政治展现了武帝扩张皇权的高明手段，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武帝成功地将西晋的政治格局从曹魏时期的宗室、功臣分立改造成外戚、宗室、功臣三足鼎立，并在这一过程中扩张了皇权的力量，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但在这一过程中，武帝非但没有消除司马氏集胤团中原来隐藏的种种矛盾，反而通过异质力量的引入，使得西晋的政治格局更趋复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互相角力。这些矛盾通过晋初一系列政治事件的酝酿发酵，日趋激化，埋下了西晋短促而亡的祸根。
表面上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咸宁二年，实际上正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武帝的意外病危与外戚杨氏家族的崛起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政治事件，其背后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武帝病危期间朝臣拥立齐王攸的密谋，激化了其与齐王攸之间的矛盾。武帝在咸宁二年之后一系列政治举措：咸宁三年调整诸侯王的分封，咸宁四年关于是否允许齐王攸为羊太后服子服的争论，皆反映出武帝对于齐王攸猜忌日深，处处压抑，直至太康三年(282年)，武帝凭借着伐吴成功获得的权威，不顾朝臣的反胤对，强令齐王攸归国，最终逼胤迫齐王攸于次年抑郁而终，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胤机，而咸宁二年正是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矛盾发酵激化的起点。而另一方面，武帝为巩固皇权重用外戚杨氏，寄以腹心之任，但正是由于杨骏在武帝身后的专擅，激化了统胤治阶层内部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八王之乱的爆发，成为西晋灭胤亡的直接诱因。因此，咸宁二年发生的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与外戚杨氏的崛起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事件对于西晋政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的一系列政治风暴皆在这一年平静的表面之下暗自酝酿。将这一年视为武帝一朝甚至整个西晋政治的转折点，有助于我们从历胤史发展本身的脉络出发，把握西晋政治演变的轨迹。


如果千百年之后……人们都认为“胤”是这个时代人惯用的语气词的话……
那么我们都懂了

好长啊好长啊好长啊

……

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有个更复杂的“圞”

那个字度娘仿佛已经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