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曾经遇到过CBS的一位记者，我们谈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我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这种对话很难谈下去。不信任是媒体从业者的一部分天性，这不稀奇，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敌意是另一回事。不信任可以保持疑问和观察，可以讨论与争辩，但敌意是一种预设，一种观点，寻求能支持自己情绪的证据，刻意忽略对对方有利的事实，站在一个善恶二元，黑白分明的世界上。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知道英雄与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一个“反对……！”的立脚点很容易变成一个集体的代言人，使人热血激沸泪水涟涟。法拉奇在911之后写《愤怒与自豪》，她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词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三 我曾经写文章悼念过一位俄罗斯的被暗杀的记者安娜，叫《思考比恐惧更强大》，看到老妇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我写的时候心酸眼热。后来遇到The Washington Post的记者ANN，她在莫斯科驻站十六年，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为什么？”我有点意外。“因为她的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我们都痛恨暴力和对记者的虐杀，但是，ANN的话让我不能不去想----我之前对安娜的评价是否太没有保留？抒情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事实？单纯的强弱黑白的报道能不能完全解释现实？我说“也许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那么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她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准确”

一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白宫记者，叫海伦托马斯，逼问过9任总统，进攻性极强，后来白宫特别在新闻厅给她专门设了把椅子，上面用小铜牌刻着她名字，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盛誉极隆。
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在书里回忆自己职业生涯，曾经感叹美国新闻业的萧条，说不知畏惧，不带好恶地去报道，美国的新闻人忘了吗？”我自己的经验是，不知畏惧并不算难，不带好恶不容易。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避免，只不过，有记者这个身份，会约束人们表达自己好恶的本能，它要求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而不是看法。
八十岁的时候，海伦离开供职五十七年的The Associated Press（AP），开始成为一个专栏作家。专栏作家与记者的区别是，她从此提供看法。在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她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不呢？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描述它，现在为什么我不能按我想的样子来说呢？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可以说，今天我恨谁？”也许她带点玩笑，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约束，就会射出。
一个月前，她迫于舆论压力辞职了，在将近90岁的时候。原因是她在某一个集会上，对着一个镜头说：“告诉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他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家，去波兰、德国，去其他任何地方。”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她说这话的原因就是她恨。

记者形象已经如此不堪了？
记者追逐真相不仅是其本分，而且天经地义，不过不能因此违反法律进行窃听，以及贿赂安全部门和政府官员。中国执法者似乎更加不堪，经常“钓鱼执法”作为证据，这在国外是不被允许的。
这篇文章主要是对记者职业操守的强调。
发布带有感情/自身倾向性的新闻不仅能够赢得掌声，而且本身不用压抑自己。


从肯尼迪到小布什九位总统，2000年她就结束了白宫记者生涯了，但仍然能够参加白宫的记者招待会。
删除她名字的是总统卡特
1980年她去采访卸任后的卡特，总统急不可待地向她显摆新电脑，演示电脑的各种功能。然后，他把海伦的名字敲了进去，看着她，咧嘴笑了：“现在看好了，我甚至能把你删除掉。”说着，他摁起键盘，“海伦·托马斯”一字一字在屏幕上消失了。


回复10楼：
没关系……
小说更容易引发社会的共鸣，因为不拘泥于现实。和新闻不一样，是带着目的来的，为此突出一个方面，构思情节，可以用艺术的手法。
新闻的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为此要牺牲表现力和感染力，或者根本就不能有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