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冰河期谁也躲不过，但是渡过这个灾变的方式却有不同。
历史上明朝采纳了老袁的策略，修宁远、修锦州，筑坚城买大炮，每年耗费几百万银子去修宁锦防线，喂一干永远不能出战，还多出在纸上的兵。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灾变持续，财政拮据，支出陡增，国库掏空，四方流民，到处溃兵，神仙也难扳回局面（当然，这里还要加上后来老袁议和、斩帅、纵敌，最终关宁腐化、东江哗变的作用）。
本来运道就不好（小冰河期），再加上老孙、老袁一番折腾，明朝便很难走出灾变带来的死弯，这一切可不能怪崇祯，要怪也要怪孙大爷和袁英雄。因为，若不是老孙、老袁，明朝完全可以按照另一种法子，从而顺利地渡过灾变。
这就是把每年耗费在宁锦防线上的银子用来赈济，那明朝的日子可就好过多了，至少流民和溃兵不至于连片成灾。
明朝从1622年起，每年都有几百万的投入到辽东，算到1644年一共22年，耗费了上亿两白银，如果全部节约下来搞赈济，且没有了辽饷、练饷、剿饷，请问还会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那样揭竿而起的闹腾吗？
有了这些的前提，要求崇祯再多撑几年应该不成问题，而1650年灾变就逐步结束，之后财政、民生自然的就全面恢复了（史称康乾盛世），到那时后金就等着被灭族了。
当然，要想获得这样结果，必须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此前后金不来捣乱。关于这个问题，几乎不用讨论，因为努尔哈赤就是这么想的：
“我父汗曰……汉人诸申，各立为国，以安生业。遂未入山海关而还，自以为明或前来议和，侯之四载（老孙守的那四年）。然明乘修葺宁远，不肯罢兵（老孙偷袭耀州），遂往征宁远。”
老袁提出修宁远，老孙大兴土木，一路“恢复”到了右屯不说，还偷袭三岔河以东的耀州，掏空国库还惹是生非，最后一败涂地（柳河惨败），又招敌进攻（遂往征宁远），实属祸国乱邦的庸臣。
然而，即便有老孙、老袁惹事，可皇太极即位却依然没有兴趣攻打明朝，他提出的地盘要求只是三岔河以东：
“若真诚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此两处之间，留为空地，逃人盗贼易察，不致滋生事端，和好之道得以长久。”
如果后金在广宁之战后不攻打山海关（自以为明或前来议和，侯之四载），在宁远之战后只要求三岔河以东的地盘（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那明朝完全可以不修宁锦防线（都在大凌河以西，后金声明不要的地方），更不用养一帮辽人为主的关宁军，只要守好山海关，那每年节省几百万两银子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那怎么才能守好山海关呢？当然是修八里铺了，山海关号称雄关天险，可是许多城墙在高岭之下，敌人来了，跑到高岭之上，射箭、放炮、窥伺都可以，那怎么能守得住？因此只有修八里铺重城，收这些高岭于内才能让山海关成为军事上的雄关天险。
“欢喜岭蜿蜒绵邈，紧抱关门，岭高于城，张弧决拾，矢达城楼，登岭下瞷，一城尽在目中。若架大炮，楼堞何能遮蔽。”
“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者兵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
而在山海关依然存在隐患（八里铺重城没有修）的情况下，明朝断然不敢在山海关与关外的敌手决战，因此宁锦大战的时候，老袁才说出了——“彼时罄天下之力与之争于关前，何如及今与之决于宁锦”这样的话，后来洪承畴也被迫去宁远和锦州之间的松山一带决战，也多是出于关前实在不敢战的缘故。
这可真是一步错步步错啊，之前不修八里铺，最终白白断送八总兵十三万人马。可见，错批一个王在晋，错修一个宁远，错废一个八里铺，给明朝带的灾难是深重的。
最后，不得不再多一两句嘴，老孙、老袁修宁远，并以辽人守辽土，是相当消极的策略，而不是许多人以为的积极进取型策略。
因为辽人为兵，必然是“主兵”，主兵只利于久守，而不能用于进攻，因此一旦“以辽人守辽土”就意味着消极，同时也必然意味着永远解决不了辽东的问题（不出征怎么解决），而由于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朝廷在辽东就只能无谓地增加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