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翻拍的陷阱——颠覆？沿袭？还是另寻出路？
近日看到一则报道，易中天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三国》的翻拍表示不看好，他说：“我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拍摄《三国》。高希希的《三国演义》肯定失败。为什么？因为《三国演义》是带有倾向性的，完全站在刘备一方。而且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要忠实原著，你如果完全按照原著拍，有问题，因为原著不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而是有偏向。不按照原著而是参考真正历史拍，观众不买账反而说你不真实，你说高希希怎么能成功？”
　　尽管对易中天教授未拍先定论的做法和具体观点我不敢苟同，但不得不说，他确实点出了翻拍《三国》的危险所在：若想做到完全按照历史来拍（姑且不论今人完全还原历史真实有无可能），则难免颠覆《演义》，无疑将会破坏千百年来烙印在中国人头脑和心目中的固有印象和观念，结果将不亚于一场地震，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若是完全承袭《演义》，原著步亦步，原著趋亦趋，不仅思潮上显得不那么“与时俱进”，而且简单地复制、图解经典，本身并不能成为经典，则没有翻拍的必要；若是试图历史、演义两全其美、两者兼顾，以致态度模糊、骑墙中央，则结果很有可能生出一个志不像志、演义不像演义的东西，两边都不讨好。
其实这一问题并不算是新问题。大凡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必定既写史事，又有虚构与想象。《三国演义》是其中典范，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经指出此书：“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的意义既然不在于让人们从中获得准确无误的历史信息，重拍《三国演义》的意义也不在于给观众上历史课或者文学课，也不在于把原著中规中矩地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体裁。
　　编剧朱苏进先生曾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时说到他创作剧本的三个原则：“首先，我是改编《三国演义》，剧名叫《三国》，简洁明快；第二，我所忠实的不是历史，当小说和历史事实发生冲突的时候，除非它那个历史事实更像小说更有魅力（才会予以采用）；第三，在创作和改编的时候，我不是嫁接和移植，而是让它长出东西来，是属于它的。”朱苏进又说：“人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这改动应该怎么做，无非是一个老朋友出门15年又回来了，一进门你就知道还是他，但是又十分新鲜。同时《三国》又是不能有颠覆性改动的，不能做变性手术，只能做整容手术。”既然朱先生明确说了，他改编的是《三国演义》，拍 也是《三国演义》；既然剧组反复强调的，是所谓“整容不变性”，对《三国演义》的原著报以极大尊重，由此可以尝试得出结论：新《三国》是以《三国演义》为底本，以《三国志》为参照，在忠于《三国演义》原著基础上，作出符合时代眼光的阐释和改编。表现手法上或浓墨重彩，或写意勾勒，描绘泼洒出一幅乱世群英图。若能真的做到这一点，那么本节所提出的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的成败关乎整个电视剧的成败。我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对朱苏进老师寄予很大希望和信任，不仅在于他之前作品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剧组主创对剧本的赞许，更在于他所表达的对新《三国》的定位。相信朱苏进老师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史实与虚构的关系，《志》、《注》与《演义》的关系，明确以何为主、以何为辅，以何为干、以何为支，以何为本、以何为末，相信最后我们看到的会是一部令人欣喜的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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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拍《三国》，有无必要？重释经典，意义何在？
重拍经典作品和重释经典人物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我认为，不外乎以下三点：
（一）深入浅出、传播文化。今天，三国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乃至被人们当作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得益于它作为名著的典雅和魅力，同时得益于它的通俗和平易——别忘了，它完整的名字就叫《三国志通俗演义》，另外，也得益于在它流传的过程中所借助的各式各样的体裁、方法，如平话、诗歌、绘画、戏剧等等，还有影视剧，其中自然也包括94版《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成功。现在人们亲近名著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少，如果能够通过电视剧的渠道引起观众阅读原著的愿望，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出一点点力，翻拍的工作就算是没白做。二）重新审读，拍出新意。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在他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有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系，这意味着，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才能产生共鸣。因此，越是具有当代的思想高度，越能体认出历史的深度；越是开掘出历史的深度，才越具有时代的高度。我们重拍经典，不是要钻进故纸堆里，而是要从故纸堆中寻出新宝藏。当然，只有经典，才有可能经得起反复解读；也只有经典，才有必要经过反复解读。
（三）人性反照、人文关怀。突出体现在本剧中的，笔者将之总结为悲剧精神，是对人生价值的终极探讨。本文将在第三部分《悲剧论》中做详细说明。

（二）奇功彪炳史册。杜甫说他“功盖三分国”，这个评价一点也不过分。魏、蜀、吴三方，只有刘备这一方几乎是从白手起家。诸葛“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辅佐刘备，联吴抗曹，夺得了一方自己的生存空间；赤壁战后，他又协助刘备夺取益州，建立蜀汉，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目标；夷陵战后，蜀汉和孙权的关系破裂，双方都面临曹魏的威胁，诸葛亮当即派人前往江东，重申友好，终于恢复了吴、蜀联盟；诸葛亮治蜀，采取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和“荣恩并济”的方针，“赏不遗远，罚不阿近”，遂使蜀地“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其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中之乱，并采用了羁縻政策，解除了蜀汉的后顾之忧，而且也打破了这一地区的闭塞状况，加强了“西南夷”各族同汉族之间的交流，为开发南中地区扫清了障碍；他于平定南中之后不久，即率军进驻汉中，北伐曹魏，遏止了曹魏的南侵，保卫了汉中，使蜀汉赢得了休养生息和发展经济的时间，实现了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战略思想。他系蜀汉兴亡安危于一身，他对蜀汉的功绩无人可比。
三）懿德流芳百世。所谓“小胜凭智，大胜凭德”，诸葛亮之所以令同代和后代人敬仰，千百年来被人们所爱戴，不仅在于他的才，更在于他的德。
　　陈寿在本传中评价他：“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能使被罚之人对心中无怨，是很少有人能够办到的。李严因督粮不利、推卸责任被诸葛亮罢免，诸葛亮去世，李严在梓潼听到消息，非常伤痛。他知道，除诸葛亮之外再没其他人能宽恕他的过失和重用他的才能了。他一生再也无望，不久就发病死了。
　　诸葛亮为相、为官可算廉之极矣。他曾经在给后主的表中说自己“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事实如何呢？“及卒，如其所言。”（《三国志》）使今天的许多官吏们读之，岂能无愧？
　　

　黎东方先生在他的《细说三国》中是这样评价诸葛亮的为人的：
　　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个”诚”字。他从“诚”字出发，对君上的忠是诚，真心真意地尽忠，这是忠诚。对朋友、同僚与部属和谐共事，守信用，这也是诚，诚信。
　　诸葛亮因为能诚，所以能公。公是没有私心。能够以诚心待人，忘记了小我，—切为对方着想，因此所有的表现，都昭昭然是一个公字。陈寿称赞他：“开诚心，布公道”，可谓十分正确。
　　诸葛亮做到了赏罚公平。因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于是，被赏的不敢骄傲，被罚的也毫无怨恨。有时候，使得因小过而被罚的人，知道了警惕而免于再犯更大的过；这在事实上是教训了他。古语说：“刑赏，忠厚之至。”便是这个意思。有些君王或长官，对臣民与部下完全放任，不赏不罚，造成了一种不痛不痒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这才是不负责任，也是对臣民与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评诸葛亮治国太严，太喜欢用重典。“严”是事实。他为了挽救刘焉、刘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严。“喜欢用重典”，却不是事实。凡是要罚二十下棍子以上，诸葛亮都要自己复判了以后，才许执行，我们怎么可以说他喜欢打人或杀人呢?……
黎东方先生最后总结说：“他始终一贯，称得上“不负平生”四个字。这便是他不仅对得起君上、家人、僚属、朋友，而且也十分对得起自己的地方(这与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实际上是最对自己不起)。他死后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极应该的。神是什么？神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过普通人的人。”
　　诸葛亮就是这样成就了自己的不朽，完成了从一个“人”到“神”的超越。
　　　五、对于诸葛亮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些管窥之见
诸葛亮少时耕读南阳，博览群书，于各家均有涉猎，同时又“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不泥于书本、不囿于教条。在他日后的文章论述和处世言行中，深刻地体现了各家思想的碰撞和交汇。
　　诸葛亮《论诸子》一文，是我们研究其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资料：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论诸子》
　　《论诸子》一文虽短，然涉及道家、法家、纵横家、兵家等各派学说，同时涉及了历史上和当代的一些高士、名臣，点出各家之长，指明各家之短，最后归结为“此任长之术也”。也就是说，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能恢恢然而游刃有余。
　　笔者不才，大胆将诸葛亮的哲学思想体系以一句话总结，即：以儒为体，以法为用，以道为神，以兵为器，以纵横为气，取各家之长而用之。
　　下面简略释之：

以儒为体者，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根本，奠定道德准则和理想追求。这既与诸葛亮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之家紧密相关，也与诸葛亮所处东汉末年的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正如老子所说：“国家昏乱，有忠臣。”）、地理环境（躬耕读书之荆襄，为高祖创业立国之地，人民的正统观念更为深厚）、成长氛围（如师友间的提携启发，倾诉理想抱负）等等方面有关。
　　我认为，诸葛亮的“以儒为体”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经世致用、拯世济民；二曰忠君孝悌、诚信道义；三曰正统观念，复兴汉室。这几点都比较好理解，且儒家思想在诸葛亮身上的体现前人论述较多，笔者在此不做深入解析。
以法为用者，是以法家学说为手段，治国治军，法令严明，杀伐果断；有时为了最终目的，甚至不惜运用诡诈权谋。在刘备定都成都以后，诸葛亮就着手制定典律，以推行他的“以法治蜀”的主张。诸葛亮的法制思想在其治理蜀国的法典《蜀科》中有深刻的体现。这部法典今已佚，内容已无可考，据说用刑严峻。法正因此向诸葛提出了质疑，诸葛亮认为，“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是蜀地自刘焉以来诸多弊政的根源。“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因此，他采取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和“荣恩并济、上下有节”的治蜀方针，使“法行则知恩”、“爵加则知荣”，同时贯彻“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的法治路线，蜀汉从而出现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罚，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局面。诸葛亮的法治主张和手段，充分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高度，也反映了诸葛亮“用法”是手段，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儒家正统。因此有的学者说，诸葛亮的思想更类似于提倡“隆礼重法”、推崇“赏功罚过”的儒家大师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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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一部分。人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说的就是《三国》一书太多权术。权术一词，顾名思义，既包括权，又包括术，前者是力，后者是智。我强人弱，以力逼之；人强我弱，以智取之。当然，权术之用也是不得已耳，政治本身就是权术之间的角力。不用权术，无以掌重器；不用权术，无以平天下。因此说，自古成大业者，“王霸道兼之”。
以道为神者，是以道家思想为风神，修身养性，纵横寰宇。以道为神，首先体现在诸葛亮的“虚静”思想上。诸葛亮《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据考，这段话出自道家著作《文子》。《老子》第十六章也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所谓“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也就是这个道理。
　　以道为神，其次体现在洞彻人世的高远和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的高洁。这里主要体现的就是庄子之道了。刘玄德三顾茅庐时，初入卧龙岗，听躬耕者歌曰：“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这首诗让我不由想起了《庄子•则阳》中的一则寓言：“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天地间的争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而这只有悲天悯人的仁者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方能彻悟，怪不得刘皇叔一听到这首歌就立刻为之倾倒了。这种胸怀宇宙、洞彻人世的人生观，渗透着的是《庄子》式的的相对主义宏观视角和对自由世界的追求。


以纵横为气者，是指有着纵横家的辩才和气质。“纵横”一词出于战国时期，“纵”指“合纵”，“横”指“连横”，“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前者以苏秦为代表，后者以张仪为代表。纵横家多为策辩之士，可称为中国最早的外交政治家。他们博辩无碍、纵横捭阖，极具“蛊惑人心”之能事。
　　《演义》舌战群儒一章中，步骘就说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孔明答曰：“步子山以苏秦张仪为辩士，不知苏秦、张仪亦豪杰也。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笑苏秦、张仪乎？”此时的孔明，不仅本身就有着纵横家的气质，也对纵横家有着一种欣赏。此外，游说孙权、智激周瑜、骂死王朗等处，亦是“纵横之气”的集中体现。
　　六、也说诸葛“多智而近妖”
这也是近一段时间被剧组主创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了，高希希导演给陆毅同学提出的一大要求就是是要演出诸葛亮的“仙气和妖气”。笔者在这里重点说说 “多智而近妖”。
　　“多智而近妖”的著名评价出自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就《三国演义》的一段评论：“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意思主要是说《三国演义》作者在刻画人物上的一大特色在于突出人物的“单一性”，往往是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反复渲染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将这一特点表现到极致。例如刻画诸葛亮，为了突出他的“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徐庶评诸葛），反复刻画他的“智”，有时显得不免过分，以致于使诸葛亮不像是人，倒像是“妖”。
　　归根到底，理解这段话的关键点在于一个“妖”字上。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品三国”中对“妖”的解释是“妖人”。——不信？请看诸葛祭风这一章，“披发跣足”，捏着把七星剑，绕着坛子每天转三转，名曰“步罡踏斗”，转了几天后，东风就刮来了，然后诸葛就趁机跑路了。这不是“妖人”是什么？或者可以称之为“妖道”。 　　说到妖道，《三国演义》里有个很典型的“妖道”，就是于吉，也是东汉末年道教三大教支派的一派教主（一支为太平道，以张角为教主，在黄河南北传教；另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以张修和张鲁为教主，在汉中、巴蜀一带传教；第三支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传教），这位后来被小霸王孙策给咔嚓了，当然孙策因为戕害了“神仙”，自己也没得好，中了邪，翘掉了。东汉末年，正当道教初兴，尤其在中下层贫苦民众中很是流行，然而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将诸葛丞相和道教扯上关系，更别提“妖道”二字，道家思想倒是有的。要知道，道家和道教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道家思想以老、庄两派为代表，是中国古代最具思辨性的思想体系之一，尤其是庄子的思想，着重在人的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而道教是由黄老学说与巫术结合而形成的，是十分现世的宗教，这也是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的特殊之处（道教讲“白日飞升”，而其他大部分宗教是不会这样许诺的），这也是为何道教创立之初就如此受中国民众欢迎的原因。而巫术、符咒、炼丹等等，是道教相当关键、必不可少的内容。当然，如果我们从《演义》中诸葛祭风、诸葛妆神、诸葛禳星这些偶尔借助道教巫术外壳（目的是迷惑他人）的地方着眼，将诸葛的“妖”理解成一个“妖道”或“妖人”，倒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却是流于下乘了。

第三部分：悲剧论
七、世事纷纷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从“人谋可胜天时”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对于人谋和天命的讨论上，实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世上无人可以解答。我们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是在上帝的手里？若说人谋可以胜天，为何世间会有如此多无奈和不得已？若说天命左右一切，那么我们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我不是个人事论者，也不是天命论者。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人事论者，也不是天命论者，对待天命和人事的看法也是随着境遇而转变的。不知是谁说过，当一个人还未遭受挫折、或者处于顺境时，通常倾向于人事论，觉得人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而当他多遇了挫折，多历了坎坷，便很易成为一个天命论者。这也是为什么人绝大多数人年纪越大就越信命了。
诸葛亮的世界观也是经历了一个从“人谋可胜天时”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过程的。亮少时博览群书，怀命世之才，很有着一种指点江山、平定天下的胸襟和自信。因此他早期在“天命”的问题上主要是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隆中对”中曾向刘备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是时刘备兵微将寡，又无一块立足之地，与曹操相比，实力相差之悬殊更甚于曹操之与袁绍，所以根本不具备“争锋”的条件。诸葛亮举官渡之战之例，增强刘备之信心。他认为，事在人为，成事兵不取决于“天时”（天命），只要能正确认识客观形势，采取正确战略策略，充分发挥“人谋”的作用，就可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进而与曹操争衡以取得胜利。在诸葛亮“人谋”可以胜过“天时”的鼓舞下，刘备终于缔造了三分之业。然而，关羽的败亡，不仅使蜀国失去一员大将，令刘备实力大损，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荆州三郡这一兵家必争的重要地势，致使诸葛亮原定的“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战略计划从此破灭；孙权袭占江陵后，溯江西进，秭归等地皆被陆逊所破，陆逊遂屯夷陵，据守峡口。从此，蜀汉被封闭于三峡之内，不能东进。（余明侠《诸葛亮评传》）战争如同奕棋，关羽这一颗棋子的失利，致使蜀汉立时从顺流而入逆流，诸葛亮不得不发出“关羽毁败，秭归蹉跎；世事如此，难可逆料”的浩叹。关羽败亡后一年多来，蜀汉失荆州、丢上庸，法正、黄忠又相继病卒，张飞又被部下暗杀，不能不使诸葛亮深深感到世事的无常和无情；而刘备复仇心切，不听群臣之谏执意出兵，又不能不使诸葛亮体会到人事的无力和无奈，乃至慨叹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夷陵之战”后，蜀汉基本上大势已去，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几乎已然无望。以诸葛亮的聪明才智，是不可能不明了的。一个清醒的人是痛苦的，因为他看到了自己无可躲避的苦难。而诸葛亮的悲剧性也就在于此。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三回，上方谷一场大火，烧得司马懿父子无所遁形，眼见功业得就，然而正在此时，天地间狂风大作、骤雨倾盆，大火很快被大雨浇灭。司马懿趁机杀出重围。诸葛亮仰天长叹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世事就是如此残酷，即便是聪明睿智、“愿以只手补苍天”的诸葛亮，也难逃天命和历数。难怪《三国演义》篇末古风慨叹说：“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令后人读之，同发一叹！
八、悲歌一曲存天地，英雄无数变古今——说说悲剧与英雄带给人的终级震撼
既然难逃天命的左右，那么人事的种种努力还有意义么？
　　说到这里，我想先讲一则古希腊神话，就是《西绪弗斯的神话》。相信不少人都听过，它大体上说：西绪福斯因为一些事得罪了神，神把他投入了地狱，罚他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巨石一到山顶马上就滚落下来，他又得重新下山，复将巨石推上山去。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息。
　　我提到这个故事，不是为了“以西方为中心”或是“向西方靠拢”，而是因为它有着全人类的普遍意义。加缪说：“如果说这神话是悲壮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西绪福斯“无能为力而又在反抗”，他“教人以否定神祗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这个从此没有主人的宇宙对他不再是没有结果和虚幻的了。这块石头的每一细粒，这座黑夜笼罩的大山的每一道矿物的光芒，都对他一个人形成了一个世界。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所以加缪猜想，“西绪福斯神是幸福的” 。
诸葛亮身上也有着这样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从“人谋可胜天时”，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早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悲剧性，然而却无一刻屈服于既定的命运、无一刻忘记最初的信念，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杜子美《咏怀古迹》诗中说他“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认为诸葛亮明知运数如此，但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实践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不惜以烦劳的军务折磨自己的身体，以至于死。我的看法稍有不同，诸葛亮并非想要以此作为慢性自杀的手段，他只是本着“尽人事、知天命”的态度，只要一息尚存，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也会奋斗到底。就像周游列国推销治国理念的孔子，就像立志世代移山的愚公、就像永世运石头的西绪弗斯……古今中外，这类故事之中无不蕴含普遍的、伟大的悲剧精神。谁又能说诸葛亮不是一个令人怜悯（注：“怜悯”在这里不是同情和可怜，是共鸣和净化，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悲剧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人物？不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悲剧英雄？


　夏志清先生《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让当年书生意气的我颇受震撼。或许并非只因这段话的内容，更与当时的怀抱心境有关吧。这段话放在这里点题，我觉得十分恰切：
　　在司马迁到《史记》中，我们已经深深感到神秘莫测的天道决定着许多有抱负、有才能的人物的命运；因为在《三国》中，历史不再是一系列个人和集体的传记，从而天意安排的命运终极观念显得更为明晰。不只是官渡之战，其他许多重大的、极少虚构的事件，都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天意是难以捉摸的，但同时也是人们有意识的努力的总和。从在战场上只稍一露面就丧掉性命的最小的将领，到长期以来试图改变天意安排而以失败告终的精明的诸葛亮，《三国》拥挤的舞台被他们的这种竭心尽力点燃着火光。不管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多么微不足道，但每个企求功名的人都在上面扮演一出个人努力同命运互相撞击的戏剧。
　　茫茫宇宙、浩浩大荒，人，是如此的无力和渺小；滔滔人世、滚滚红尘，人，又是如此的有力和伟大。这才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索和终极关怀，这才是悲剧最震撼人心、涤荡人心的力量所在，这才该是《三国》这曲宏大的英雄悲歌最震撼、最动人的旋律。
后记：
写完本文之时，正当晓月当帘，玉钩斜挂；群星灿烂，灯火阑珊。多少英雄人物，就像这繁星一样，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而我面前这盏灯，不过是天幕下的一点萤火，湮没在星光月色之中了。
　　记得一年前“关于陆毅扮演苏东坡3×3建议”的最后，我是以一曲《临江仙》为炉子壮行的，现在，也以一曲《临江仙》作为本文的结尾罢：
　　《临江仙》 明 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是粘贴来的。。。。。。。。。。。。。。。。。。

过去，对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有不少人因肯定它是封建正统思想而予以否定，却忽视了这本身却恰恰体现了人民的理想、感情、愿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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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挺有同感~
以及，楼主亲最好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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