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系统中，印度的一代文化伟人、亚洲第一 

位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泰戈尔，是东方文化系统中最有代表性的人 

物之一。东方文化的精髓，在这 
位胸怀博大宽阔而又纯真自然的诗人 

身上，有着极圆满、集中的体现。 

　　新文化运动时代，泰戈尔及其著作虽于1915年便被介绍到中国， 

作品的翻译版本达300多种。但细考起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泰戈尔的 

热情，远不及对西方一些文化巨人更高、更强烈。泰氏之被介绍到中 

国，同当时一般的外国学者、作家一样，是被当做“外国人”看待的。 


　　20年代中期和末期泰戈尔两度访华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不 

同态度，更是耐人寻味的。以新月派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对泰氏表现了 

极大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诚欢迎，使 

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者达到了高度的精神谐和。而以鲁迅、郭沫若为 

代表的中国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自始至终对泰戈尔表现出极端冷漠 

甚至敌视的态度。 　　 

第一次访华 

　　代表中国知识界向泰戈尔发出邀请的，是讲学社的蔡元培、梁启 

超以及胡适之等，而徐志摩则担任了具体的翻译和接待陪侍任务。 

　　从徐志摩1923年写给泰戈尔的两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参与这次 

文化活动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 

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 

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 

“要为一个伟大诗人做翻译，这是何等的僭妄！这件事要是能做得好， 

人也可以试把尼亚格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热情歌唱翻译为文 

字了？还有比这更艰困的工作或更不切实际的企图么？”面对泰戈尔， 

他甚至说出了这样近乎肉麻的话：“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 

像花枝上鲜嫩的花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 

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如果作家是一个能以语言震撼读者内心 

并且提升读者灵魂的人物，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比你更能论证这一 

点的。” 

　　这里，除了需对徐志摩那种矫饰浮夸的一惯的文风有分析地对待 

外，对他这些话背后所传达出的信息还是应该相信的。那就是，对泰 

氏的来访，新月派中人和蔡元培等中国知识界元老的欢迎态度，确实 

是出于至诚。至于有的论者谓徐志摩的这些话“言过其实”，“近乎 

吹捧泰戈尔”，目的是“想博泰戈尔的欢心”，那就是见仁见智之词 

了。 

　　4月12日，伟大的东方诗神泰戈尔在上海登上了中国土地，这以后， 

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23日，他们乘坐列车到了北京，在前门火 

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 

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 

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陪侍他左右的，是徐志 

摩和林徽因。当他们三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了。那 

是一幅极其动人的天然画图。曾有好事者描绘当时的情景：“林小姐 

（徽因）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 

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 

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 

瀑流泉，淙淙可听。” 

　　泰戈尔在集会上的讲演，纯属即兴式，但其内容还是能反映出老 

人终生持之不懈的入世主旨。他对他的中国听众说：“今天我们集会 

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安康和丰足。多少个世纪以 

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 

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欣赏我个人的品格，而 

是把敬意献给新时代的春天。”“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