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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Michka Assayas，是一名来自法国的音乐记者。说起我和U2的缘分，那要追溯到70年代了，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刚走进媒体圈的新手，一个小记者而已。当我第一次看到U2的时候，他们也还是一孩子，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建立了友谊。我告诉他们，我也是一个刚入行的音乐记者，我为了新闻素材而走访欧洲各地的摇滚乐队。于是就在那个晚上，我看了他们的表演，其实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好。
都柏林的酒吧恐怕是世界上最多也是最密集的。The Temple Bar这一区就有上千家，这样的城市实在有太多手艺人活跃——而摇滚乐队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无论如何，我想我还是喜欢上了这群年轻人，尽管他们翻唱的那些爱尔兰歌曲并不太感染我。
那个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叫自己“Feedback”，四个小伙子中有两个都有着有趣的艺名，一个叫做Bono，一个叫做The Edge。Bono告诉我，这个名字是源自于他高中附近的Conell街上一家助听器贩卖店，店名叫做“Bonavox”，意思是“好听的声音”。还在上高中时Bono和那个区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Lypton Village”的童子军帮，他们互相以街上的地名给对方代号，于是Bono被“Lypton Village”的伙伴们给予了“Bono Vox of Conell Street”这个绰号，这个绰号就逐渐简化成了“Bono”。
都柏林的酒吧恐怕是世界上最多也是最密集的。The Temple Bar这一区就有上千家，这样的城市实在有太多手艺人活跃——而摇滚乐队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无论如何，我想我还是喜欢上了这群年轻人，尽管他们翻唱的那些爱尔兰歌曲并不太感染我。
那个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叫自己“Feedback”，四个小伙子中有两个都有着有趣的艺名，一个叫做Bono，一个叫做The Edge。Bono告诉我，这个名字是源自于他高中附近的Conell街上一家助听器贩卖店，店名叫做“Bonavox”，意思是“好听的声音”。还在上高中时Bono和那个区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Lypton Village”的童子军帮，他们互相以街上的地名给对方代号，于是Bono被“Lypton Village”的伙伴们给予了“Bono Vox of Conell Street”这个绰号，这个绰号就逐渐简化成了“Bono”。
大约是1978年，Bono通过信件告诉我，他的乐队取得了Limerick音乐嘉年华的优胜奖，他也告诉我，The Edge的哥哥已经离团，乐队的名字也从“Feedback”改为“The Hype”改为“U2”。我记得他告诉过我，当初乐队定名“Feedback”只是因为那个词是他们唯一所知的音乐技术手段字眼。所以我想，这个“U2”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也没必要去追问了，而现在再问我“U2”的含义，我会想到的是“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之一”。
其实在8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都在奔走于英格兰和北美，当我从忙碌得早已记不住年号的生活中抽离时才发觉已经很久没有联络U2了——除了零零散散的电子邮件。一切已经变了，我知道他们签到了Island唱片，也看到了他们已经记赢得了“Megastardom”，我也知道了他们做了一张了不起的唱片叫做《The Joshua Tree》，连美国人都奉若至宝。如果没有他们，大概80年代的新生代乐迷甚至会忘记Island这个老字号。
坦白说拿起手机拨打那个号码时，我是忐忑的，因为我已经太久没有联络他们了，而且现在他们早已不是当年那群寂寂无名的摇滚童子军。然而这显然是我以凡夫俗子的心态去衡量艺术家们了。Bono一点儿也没变，他像是重逢阔别的童年玩伴一样与我侃侃而谈，当我冒昧地提出想做一个专访时，他爽快地应允了。必须承认，我那一刻感到自己是如此幸运，多年以前让我和这群明日的巨星结下了缘分。
其实在8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都在奔走于英格兰和北美，当我从忙碌得早已记不住年号的生活中抽离时才发觉已经很久没有联络U2了——除了零零散散的电子邮件。一切已经变了，我知道他们签到了Island唱片，也看到了他们已经记赢得了“Megastardom”，我也知道了他们做了一张了不起的唱片叫做《The Joshua Tree》，连美国人都奉若至宝。如果没有他们，大概80年代的新生代乐迷甚至会忘记Island这个老字号。
坦白说拿起手机拨打那个号码时，我是忐忑的，因为我已经太久没有联络他们了，而且现在他们早已不是当年那群寂寂无名的摇滚童子军。然而这显然是我以凡夫俗子的心态去衡量艺术家们了。Bono一点儿也没变，他像是重逢阔别的童年玩伴一样与我侃侃而谈，当我冒昧地提出想做一个专访时，他爽快地应允了。必须承认，我那一刻感到自己是如此幸运，多年以前让我和这群明日的巨星结下了缘分。
(6楼--》续）
“你的少年时代是怎样的？”我问道，Bono轻轻放下咖啡，揉了揉额头，说：“我也曾经是个普通的少年，游手好闲经常逃课，即使回家我也经常会和我的哥哥打架。最激烈的一次，我甚至把一把菜刀扔向了他，所幸没有命中。”说到这里Bono笑了，“我的母亲过世后，这个家里就剩三个男人，我，哥哥，父亲。母亲的过世一直是我心中的谜，她在爷爷的葬礼上地哭泣，然后突然晕厥，然后再也没过来。父亲总是喜欢一种绝对的男人尊严，或许是因为要管理这样一个家庭吧，我与他的交流也因此变得困难起来。
我放学回家以后，只能吃冰箱里的速冻食品，比如土豆泥，因为这个家里没有主妇，没有人会在你回去时准备好一桌丰盛的晚宴。”说到这里，Bono的眼神有些黯然，“这真的很糟，你可以看到父亲和哥哥回来时的疲倦，但我们这一家始终是这样吃饭。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强烈的愿望，当我有钱了，我一定要把都柏林最有好吃的餐馆一家一家吃遍！” Bono舒坦地笑了，“后来我进入Mount Temple Comprehensive School, 那是一所位于都柏林Clotarf区的公立学校，这是我人生的转折。在那里，准确地说是那里的图书馆，我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从一堆关于Bob Dylan、Elvis、Johnny Cash、Prince、Jonh Lennon、Bob Marley的书和唱片里。也就是在那里，我邂逅了同校的伙伴，也是我后来人生中最亲密的伙伴，The Edge、Adam、Larry，还有我的妻子Ali。
Ali和我在1975年开始约会，她是个好女孩，知道了我的家庭情况后，她总会给我做饭吃——我的意思是，真正的饭菜，而不是速冻食品。”说到这里，Bono满面微笑，我也突然意识到，这个在“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风云人物的摇滚巨星也是一个丈夫，“Ali其实很像我的管家，那些年，她为我做饭、洗衣、补习课程……我们1982年正式结婚了，我很确定她是我生命中的那个女人。然而我还是太忙，会忘记她的生日，所以我写了那首《The Sweetest Thing》献给她作为补偿，她是一个好妻子，一个这么多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女人。”Bono笑了，笑得很憨厚。
“The Edge、Adam和Larry同样是我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爱人，我爱着他们，我至今仍然怀念我们放学后一起爬山的那些日子。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们一开始也都那么拙劣，呵呵。乐队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在Larry家的后院排练，用着二手乐器或者家传的老吉他，现在想起来真是傻得可爱，但当时我们真的是那么认真地想要去实现一些前所未有的声音。”
“你的少年时代是怎样的？”我问道，Bono轻轻放下咖啡，揉了揉额头，说：“我也曾经是个普通的少年，游手好闲经常逃课，即使回家我也经常会和我的哥哥打架。最激烈的一次，我甚至把一把菜刀扔向了他，所幸没有命中。”说到这里Bono笑了，“我的母亲过世后，这个家里就剩三个男人，我，哥哥，父亲。母亲的过世一直是我心中的谜，她在爷爷的葬礼上地哭泣，然后突然晕厥，然后再也没过来。父亲总是喜欢一种绝对的男人尊严，或许是因为要管理这样一个家庭吧，我与他的交流也因此变得困难起来。
我放学回家以后，只能吃冰箱里的速冻食品，比如土豆泥，因为这个家里没有主妇，没有人会在你回去时准备好一桌丰盛的晚宴。”说到这里，Bono的眼神有些黯然，“这真的很糟，你可以看到父亲和哥哥回来时的疲倦，但我们这一家始终是这样吃饭。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强烈的愿望，当我有钱了，我一定要把都柏林最有好吃的餐馆一家一家吃遍！” Bono舒坦地笑了，“后来我进入Mount Temple Comprehensive School, 那是一所位于都柏林Clotarf区的公立学校，这是我人生的转折。在那里，准确地说是那里的图书馆，我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从一堆关于Bob Dylan、Elvis、Johnny Cash、Prince、Jonh Lennon、Bob Marley的书和唱片里。也就是在那里，我邂逅了同校的伙伴，也是我后来人生中最亲密的伙伴，The Edge、Adam、Larry，还有我的妻子Ali。
Ali和我在1975年开始约会，她是个好女孩，知道了我的家庭情况后，她总会给我做饭吃——我的意思是，真正的饭菜，而不是速冻食品。”说到这里，Bono满面微笑，我也突然意识到，这个在“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风云人物的摇滚巨星也是一个丈夫，“Ali其实很像我的管家，那些年，她为我做饭、洗衣、补习课程……我们1982年正式结婚了，我很确定她是我生命中的那个女人。然而我还是太忙，会忘记她的生日，所以我写了那首《The Sweetest Thing》献给她作为补偿，她是一个好妻子，一个这么多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女人。”Bono笑了，笑得很憨厚。
“The Edge、Adam和Larry同样是我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爱人，我爱着他们，我至今仍然怀念我们放学后一起爬山的那些日子。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们一开始也都那么拙劣，呵呵。乐队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在Larry家的后院排练，用着二手乐器或者家传的老吉他，现在想起来真是傻得可爱，但当时我们真的是那么认真地想要去实现一些前所未有的声音。”
“关于《The Joshua Tree》和非洲，你想说什么？”我问道，Bono平静地说：“随着我们来到Island唱片，成名，《October》发行，《I Will Follow》开始被传唱，我们逐渐实现了最早的理想。但是很快我们发现，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支票、镁光灯、记者会、巡演、酒会舞会。我们爱着音乐，爱着摇滚，爱着那些影响了我们上路的“摇滚主义者”，我们想要的是和他们一样，做一些真正的摇滚，像他们一样用音乐来改变这个世界，一个真正的摇滚者追寻的是摇滚乐的人文精神，自由精神。于是我们为祖国的苦难而唱《Sunday Bloody Sunday 》，为马丁路德金而唱《Pride》。
当我从非洲回来以后，我深切地感觉到了一些东西，我无法一五一十地描述给你都是些什么，但我知道它们在我心里。所有的人性消极面所产生的罪恶，无论是从体制上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浓缩在了非洲，我感到窒息一般的沉痛。
那里有人类文明最珍贵的记忆，有生机勃勃的大草原，有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有布鲁斯和节奏的灵魂所在，可是世界却不曾给予非洲人文关怀，我们是如此沉迷于眼前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我们却一再忽略我们社会的支撑和驱动所在——人文精神。
你知道，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米开朗基罗到梵高，科学和艺术支撑着我们的世界和时代，而支撑科学和艺术的是那些伟大的人文创造和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的一个世界和时代，我们都是同一物种，可我们的文明发展至今却演变成了同类相残。倘若有一天，我们肯放下阶级意识，放下民族隔阂，放下肤色差别，去接纳和解决非洲的问题，我想那一天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问题一定也都能被解决——因为非洲是我们所有问题的集中点。
《The Joshua Tree》是关于救赎的，也是关于启示的，但它不属于宗教，它属于非洲。这个梦想大得可以包容我们这个漏洞百出的世界的一切，这是一个非洲的梦想。一个人书写的只是自己的人生，可我们所有人联合在一起时，我们书写的是历史。”Bono的眼神望着窗外，我知道，那个眼神包容着太多太多。这个阴沉的上午，Bono推荐给我一张Bob Marley的《Legend》：“这是一张最伟大的唱片。”
当我从非洲回来以后，我深切地感觉到了一些东西，我无法一五一十地描述给你都是些什么，但我知道它们在我心里。所有的人性消极面所产生的罪恶，无论是从体制上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浓缩在了非洲，我感到窒息一般的沉痛。
那里有人类文明最珍贵的记忆，有生机勃勃的大草原，有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有布鲁斯和节奏的灵魂所在，可是世界却不曾给予非洲人文关怀，我们是如此沉迷于眼前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我们却一再忽略我们社会的支撑和驱动所在——人文精神。
你知道，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米开朗基罗到梵高，科学和艺术支撑着我们的世界和时代，而支撑科学和艺术的是那些伟大的人文创造和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的一个世界和时代，我们都是同一物种，可我们的文明发展至今却演变成了同类相残。倘若有一天，我们肯放下阶级意识，放下民族隔阂，放下肤色差别，去接纳和解决非洲的问题，我想那一天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问题一定也都能被解决——因为非洲是我们所有问题的集中点。
《The Joshua Tree》是关于救赎的，也是关于启示的，但它不属于宗教，它属于非洲。这个梦想大得可以包容我们这个漏洞百出的世界的一切，这是一个非洲的梦想。一个人书写的只是自己的人生，可我们所有人联合在一起时，我们书写的是历史。”Bono的眼神望着窗外，我知道，那个眼神包容着太多太多。这个阴沉的上午，Bono推荐给我一张Bob Marley的《Legend》：“这是一张最伟大的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