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曹芳和中国青年报
曹芳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传播学研二学生，曾经于2004年8月至10月在中国青年报（以下简称“中青报”）实习。“就是希望通过实习能够有一个工作的经历，获得一些工作经验，如果毕业以后想从事新闻传播行业，有一些积累还是很重要的，毕竟新闻传播行业还是很看重经验的。不管是实习也好，还是兼职也好，都是获得经历和经验的途径，这就是我去实习的一个初衷。”
通过朋友的介绍，曹芳进入了中青报开始了自己期待已久的实习，“我去中青报之前，知道中青报的口碑不错，不论是在读者心目中，还是在业内，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它是一个主流媒体，自身定位和品味很高。我在上高中和大学时就已经长期阅读这份报纸。”
“去哪里实习，其实对于想去实习的人来说，是没有太多选择权的。就我而言，不是说非哪个媒体不去，我之前没有想过去哪个媒体，或者有什么样的地方。但在新闻行业中，谁不想去知名度高一些的媒体呢？” 曹芳认为自己能去中青报实习很幸运。
除了庆幸自己的幸运之外，曹芳并没有忘记自己初衷。“我能够进这样一个好的媒体，接触到一些优秀的记者和编辑，亲身感受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无疑是自己学习的好机会。反正就是说当时只要有机会，我都是非常珍惜的，无论是在为人处事，还是工作技能方面。”曹芳一想到自己曾和心中景仰的记者和编辑在一个大楼内工作，情绪依然有点激动，语速也有所加快。
两个多月的实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由远及近接触中青报，而且是“身”入其中后，曹芳感触颇多，“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说话时不经意地长叹了一口气。
在曹芳实习的日子里，她曾接触过一些记者和编辑，他们的言辞让曹芳切身感受到，在中青报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一批非常有才华、有生命激情、有办报理想的报人在一起工作。“我至今记得有一位新到的记者说过一句话——‘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一边吃早餐，一边看中青报’——物质精神两手抓。” 曹芳觉得，中青报一直坚守于自己的定位，一直追求承担一种历史使命，一直履行做为社会进程守望者的职责。
“中青报内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新员工和实习生的，但是热忱欢迎新记者和实习生的参加。对于我这个实习生而言，绝对是不可错过的学习机会。”据了解，中青报每周都会有一个培训，每期都会有一个专题。通常是请优秀的记者、编辑，以及送到国外培训过的记者、编辑，给大家做讲座。
“再就是中青报的用稿要求极其严格，这一点我也是有深刻感受的。”曹芳曾经在写完一个人物专访的稿件后，编辑告诉她，她这个稿子写的不错，如果是在其他媒体上马上就可以上版刊发，但中青报不仅仅只要求在一篇稿件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写清楚就完了，还必须用自己的视角，表达一个观点，呈现和展示给读者。在曹芳数易其稿后，编辑又对文章的措辞进行了修改才最终定稿见报。这一段经历让曹芳觉得，“文章在中青报见报真不容易！”
在说完自己对于中青报的正面感受后，曹芳略加思索后表达了另外一些看法。
曹芳在实习时也遇到过很多实习生，每个实习生进中青报的途径不一样，有自荐的，有学校推荐过去的，以及亲戚朋友介绍等等。她感到，实习生待遇因自己进中青报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不是金钱的待遇，而是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人是记者部主任或一些领导介绍进去的话，记者部就会安排几个记者来带你，记者有什么采访都会带上你，有什么工作他都会让你去做。但如果说你自荐去的、学校推荐的，而且在里面又不认识人，这样就只能靠你自己比较积极地和记者“拉近距离”，否则你就是整天没事干。“我当时非常主动，自己有什么想法，就与编辑沟通，否则真没人带你，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另外，我觉得分享不到报社内部的采访资源，比如说，我想采访一个经济专家，报社和编辑不会给提供任何资源。”曹芳在采访时，每个采访对象都是自己想方设法联系并约定采访的。但这一点，曹芳表示可以理解，她也知道如果是一个正式记者长期专注于一个领域，报社肯定是会开放资源的。但对于实习生而言，出于对某些采访对象的重视，也不会让实习生去采访。
上述问题虽然让曹芳“心里感觉不好”，但觉得还能理解，可在她即将结束实习时发生的一件事让她“感到非常气愤”。
曹芳当时在中青报《学习周刊》实习，9月底10月初做了一个采访，稿件比较适合在《数字青年》（与《学习周刊》同属于周刊中心）刊发，曹芳就和数字青年的一个编辑沟通，表示有个稿件需要在《数字青年》上刊发，那位编辑表示同意，并让曹芳把稿件给他。曹芳把稿件给这位编辑看过之后，这位编辑认为曹芳撰写的稿件深度不够，有一些细节问题没有说清楚。于是曹芳按照这位编辑的要求，做了二次采访，再次将稿件给了这位编辑。当时曹芳告诉这位编辑，自己因暑假结束学校马上要开课了即将结束实习，希望自己的稿件见报后，请他给自己和采访对象各寄一份样报，这位编辑同意了此事。
曹芳结束实习回到学校后，迟迟没有收到样报，她最后是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刊发自己采写稿件的《中国青年报·数字青年》。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文章采访记者署名中竟然有了上述编辑的名字，而且还是排在她名字的前面，她由独立采访、撰写，变成了第二作者。“当我看到那篇文章时，非常气愤，文章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只是一些细节，可能是那个编辑和采访对象有过一些核实。但这个编辑的名字放在我名字前面，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他和我共同完成的，而且我还只是第二作者。但实际上，整个采访和写作都属于我的劳动成果，稿费多少我不计较，但我觉得这样的署名方式是对我极为不尊重。”
曹芳自己揣测，可能是那位编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实习生而已，能给刊发稿件就不错了，但曹芳认为，如果稿件因为不能达不到刊发要求，而未能见报，自己任何想法都没有；但稿件可以刊发，编辑想署名，“至少要征得我同意，《学习周刊》的编辑给我改稿幅度再大，也没有署自己的名。”
事隔半年之久，曹芳对此事依然耿耿于怀，“这不仅仅是一个做事的问题，更是一个做人的问题！
曹芳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传播学研二学生，曾经于2004年8月至10月在中国青年报（以下简称“中青报”）实习。“就是希望通过实习能够有一个工作的经历，获得一些工作经验，如果毕业以后想从事新闻传播行业，有一些积累还是很重要的，毕竟新闻传播行业还是很看重经验的。不管是实习也好，还是兼职也好，都是获得经历和经验的途径，这就是我去实习的一个初衷。”
通过朋友的介绍，曹芳进入了中青报开始了自己期待已久的实习，“我去中青报之前，知道中青报的口碑不错，不论是在读者心目中，还是在业内，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它是一个主流媒体，自身定位和品味很高。我在上高中和大学时就已经长期阅读这份报纸。”
“去哪里实习，其实对于想去实习的人来说，是没有太多选择权的。就我而言，不是说非哪个媒体不去，我之前没有想过去哪个媒体，或者有什么样的地方。但在新闻行业中，谁不想去知名度高一些的媒体呢？” 曹芳认为自己能去中青报实习很幸运。
除了庆幸自己的幸运之外，曹芳并没有忘记自己初衷。“我能够进这样一个好的媒体，接触到一些优秀的记者和编辑，亲身感受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无疑是自己学习的好机会。反正就是说当时只要有机会，我都是非常珍惜的，无论是在为人处事，还是工作技能方面。”曹芳一想到自己曾和心中景仰的记者和编辑在一个大楼内工作，情绪依然有点激动，语速也有所加快。
两个多月的实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由远及近接触中青报，而且是“身”入其中后，曹芳感触颇多，“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说话时不经意地长叹了一口气。
在曹芳实习的日子里，她曾接触过一些记者和编辑，他们的言辞让曹芳切身感受到，在中青报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一批非常有才华、有生命激情、有办报理想的报人在一起工作。“我至今记得有一位新到的记者说过一句话——‘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一边吃早餐，一边看中青报’——物质精神两手抓。” 曹芳觉得，中青报一直坚守于自己的定位，一直追求承担一种历史使命，一直履行做为社会进程守望者的职责。
“中青报内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新员工和实习生的，但是热忱欢迎新记者和实习生的参加。对于我这个实习生而言，绝对是不可错过的学习机会。”据了解，中青报每周都会有一个培训，每期都会有一个专题。通常是请优秀的记者、编辑，以及送到国外培训过的记者、编辑，给大家做讲座。
“再就是中青报的用稿要求极其严格，这一点我也是有深刻感受的。”曹芳曾经在写完一个人物专访的稿件后，编辑告诉她，她这个稿子写的不错，如果是在其他媒体上马上就可以上版刊发，但中青报不仅仅只要求在一篇稿件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写清楚就完了，还必须用自己的视角，表达一个观点，呈现和展示给读者。在曹芳数易其稿后，编辑又对文章的措辞进行了修改才最终定稿见报。这一段经历让曹芳觉得，“文章在中青报见报真不容易！”
在说完自己对于中青报的正面感受后，曹芳略加思索后表达了另外一些看法。
曹芳在实习时也遇到过很多实习生，每个实习生进中青报的途径不一样，有自荐的，有学校推荐过去的，以及亲戚朋友介绍等等。她感到，实习生待遇因自己进中青报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不是金钱的待遇，而是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人是记者部主任或一些领导介绍进去的话，记者部就会安排几个记者来带你，记者有什么采访都会带上你，有什么工作他都会让你去做。但如果说你自荐去的、学校推荐的，而且在里面又不认识人，这样就只能靠你自己比较积极地和记者“拉近距离”，否则你就是整天没事干。“我当时非常主动，自己有什么想法，就与编辑沟通，否则真没人带你，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另外，我觉得分享不到报社内部的采访资源，比如说，我想采访一个经济专家，报社和编辑不会给提供任何资源。”曹芳在采访时，每个采访对象都是自己想方设法联系并约定采访的。但这一点，曹芳表示可以理解，她也知道如果是一个正式记者长期专注于一个领域，报社肯定是会开放资源的。但对于实习生而言，出于对某些采访对象的重视，也不会让实习生去采访。
上述问题虽然让曹芳“心里感觉不好”，但觉得还能理解，可在她即将结束实习时发生的一件事让她“感到非常气愤”。
曹芳当时在中青报《学习周刊》实习，9月底10月初做了一个采访，稿件比较适合在《数字青年》（与《学习周刊》同属于周刊中心）刊发，曹芳就和数字青年的一个编辑沟通，表示有个稿件需要在《数字青年》上刊发，那位编辑表示同意，并让曹芳把稿件给他。曹芳把稿件给这位编辑看过之后，这位编辑认为曹芳撰写的稿件深度不够，有一些细节问题没有说清楚。于是曹芳按照这位编辑的要求，做了二次采访，再次将稿件给了这位编辑。当时曹芳告诉这位编辑，自己因暑假结束学校马上要开课了即将结束实习，希望自己的稿件见报后，请他给自己和采访对象各寄一份样报，这位编辑同意了此事。
曹芳结束实习回到学校后，迟迟没有收到样报，她最后是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刊发自己采写稿件的《中国青年报·数字青年》。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文章采访记者署名中竟然有了上述编辑的名字，而且还是排在她名字的前面，她由独立采访、撰写，变成了第二作者。“当我看到那篇文章时，非常气愤，文章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只是一些细节，可能是那个编辑和采访对象有过一些核实。但这个编辑的名字放在我名字前面，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他和我共同完成的，而且我还只是第二作者。但实际上，整个采访和写作都属于我的劳动成果，稿费多少我不计较，但我觉得这样的署名方式是对我极为不尊重。”
曹芳自己揣测，可能是那位编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实习生而已，能给刊发稿件就不错了，但曹芳认为，如果稿件因为不能达不到刊发要求，而未能见报，自己任何想法都没有；但稿件可以刊发，编辑想署名，“至少要征得我同意，《学习周刊》的编辑给我改稿幅度再大，也没有署自己的名。”
事隔半年之久，曹芳对此事依然耿耿于怀，“这不仅仅是一个做事的问题，更是一个做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