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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逸的诸多作品里，《饮马流花河》无疑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者也最为重视这部作品，在其手订的文集中，《饮马流花河》就相当于莎士比亚戏剧集里面的《暴风雨》，是开宗明义的第一部大著作。萧逸声称，这是他成熟时期的作品，他是以“恭谨严肃的心情来写这篇小说的”[1]。的确，这部小说不但是萧逸最具有哲学意味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对人性刻画最深刻、对普遍人性寄予了最多的同情的作品之一。但是，这同样又是一部很难读懂的小说，如果一个人对于复杂人性没有相当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对于戕贼人性的道德观念没有较高的警惕，他对于这部作品的题旨就很难有真正的领会。如果我们沿用道德批评的手段去解释这部小说，将会发现这部小说矛盾百出，在这里，萧逸对读者长期形成的道德主义的阅读心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总是和某种特定的阅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总离不开正邪之分、善恶之别。通常读者阅读武侠小说，是希望获得道德的满足感，新派武侠小说家们在探讨极端状态下的人性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其基本题旨，依然脱不开道德主义的窠臼。萧逸本人在答《新月书刊》记者问时也说：“伦理道德、惩恶扬善，一直是中国传统的价值所在，因此，无论你怎么写，在最后这一层面，是一定要照顾到的，否则，便违反了道德与人性。如此一来，武侠小说就根本毫无意义可言了。”[2]然而，《饮马流花河》在陈述道德理念的问题上却显得至为暧昧。书中的正面人物醉道人，为了一些宿命论的东西，竟然借为春若水算命之机，暗示后者应下嫁给书中的奸雄汉王朱高煦。[3]醉道人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天下苍生，他想通过春若水去影响朱高煦，不要有谋反作乱的打算。但是这种以社会的名义戕害个人幸福的行为是严重违背现代人的道德观念的。尤其是，按照书中的说法，“知机”的醉道人早就测知汉王最终覆灭的命运，竟然还做下这种行径，诚然是更令人难以接受。难道作者要控诉的是社会道德对于个人道德的戕贼？如果真的如此，作者只是在写一个传统的故事，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早就完成了这项任务，难道这样的一个落于俗套的故事能支撑起一座哲学的大厦，能够格成为作者最满意的作品吗？  
实际上，作者所要表述的不是人性在社会需要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是人性在道德与自由意志之间的两难选择，是爱情在道德主义重压下悲惨的结局。  
按照武侠小说的一般逻辑，《饮马流花河》的主人公应当是君无忌。这样一来，小说的故事核就是君无忌身世之谜的开揭和他在春若水、沈瑶仙之间进行选择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结构都是武侠小说最经典、最俗套的结构，很难想像萧逸会重复这样毫无创意的故事。而且，顺此思路阅读作品，便会发现文本中矛盾重重，处处荆棘。君无忌虽身为皇子，在小说中却只是一个江湖奇侠，他没有统率雄兵，与“饮马”的意象毫不搭界，甚至于，他连一匹马都没有，萧逸选择《饮马流花河》这样的题目是可堪玩味的。李无心君无忌母子间的对抗与冲突消解也没有构成小说的题旨。作为一个武林神秘门派“摇光殿”的主人，李无心既不曾过问邦国大事，更不曾屯军流花河，摇光殿加诸君无忌身上的一切都只是由于李无心个人的好恶。那么，究竟是谁“饮马流花河”呢？  
我们再看君无忌在春若水与沈瑶仙二女中间所进行的选择。君无忌与春若水的爱情莫名其妙地结束了，而所谓的外力即汉王朱高煦的逼婚并不能成为他们的爱情完结的理由。君无忌与沈瑶仙之间道义的感情更加胜过两情相悦。他们的由结合到通向婚姻有着宿命的成分，但是他们之间却很显然缺乏爱情所应当具有的那种特殊的感觉，他们处在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结合。沈瑶仙不像一个自然人，她是一个不染纤尘的仙子，而君无忌则是一个有着深邃痛苦的狂者，一个可以高歌凤兮的极端人物，一个执著当世的殉道者，这样的两种类型的人物竟可以走在一处，这是有悖常理的。小说对于他们之间的情爱费墨甚少，又无能把握心灵契合的瞬间，因此也就显得牵强。小说用以描写君无忌沈瑶仙情爱发展的部分，在篇幅上远远不如用在君无忌春若水身上的多。春若水的形象及其命运也比沈瑶仙真切感人得多。春若水根本不曾败在沈瑶仙的手上，她是自己退出了竞争。春若水本可以与君无忌成就神仙眷属，但书中数番设置种种的巧合，有意使得“势在必成”的姻缘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波折。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是在君无忌伤病以后，已经下嫁汉王，被钦封为贵妃的春若水私行探望，本已决定向君无忌表明心迹，说明自己与汉王并无夫妻之实，竟会因为沈瑶仙的猝然出现而改变主意。“她已将自剖于君无忌当前，把一颗至情不渝的心，双手奉上，告诉她此身犹是白玉无瑕，期待着他一声直言的谅解，如是，她将不顾一切的投向他的怀抱，再也不理会身边的高煦如何如何。”[4]这样的激情涌动，竟会因为一个暧昧的情敌沈瑶仙的身形猝现而顷刻打消，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有“春小太岁”之称的春若水一向纵情任性，在面对爱情的问题上，又怎会采取理性的态度？甚至在下定决心离开汉王朱高煦，已经没有任何现实的羁绊的春若水也不曾向君无忌剖明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