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开封
是“河（龙）图”的产生地
开封是大宋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之高深应给以宣传褒扬，其文化之厚重也应予以发掘保护。只可惜至今我们对大宋文化渊源多出自古老开封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河图”首现于北宋开封
北宋初期，“河图洛书”被著名的华山道教学者陈抟（tuán）发现。他提出的“河图”叫做《龙图易》。“龙图”包含在“河图”之中，是上古传说“龙马负图”和“神龟驮图”的简称。由于隋唐以前均未见过“河图”的图形，致使人们对此争论不休。
自从陈抟所著《易龙图序》传出《龙图》图形后，人们才知道“龙图”原来是一个物象数理起源。后代科学家认定“河图为数学之母”，“数学为科学之母”，因而才认可《河图》的重大科学文化意义。南宋时期伟大数学家秦九韶认为《易龙图序》对所著《数术九章》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指出：数学基础“自爰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关于“爰”字，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说：“寒泉陂在（浚仪）县西十六里。《诗》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其水冬夏常冷，因曰寒泉”。 东汉《后汉书·郡国志》也认为：“浚仪寒泉于汴州”。说明“爰”地在浚仪开封一带。“爰”，也被解释为“袁”或“辕”，是黄帝轩辕氏的居住地。这与轩辕氏姬芒在开封居住时期“龙马衔图”、“灵龟负书”的传说相吻合。
陈抟曾多次到宋都开封，大概受到过仓颉庙《仓颉造字碑》二十八个文字内涵的启迪，发现了“五行”等天地变化的内在规律，进而创造出“河图”、“洛书”的外在图形，掌握了“龙（河）图”变化学说，使上古时期流传的“河图”和“洛书”，真正变成了世人可看可读的“图十书九”形式延续至今。
宋代象数学家认定数学基础、八卦等由“河图”、“洛书”图式推演而出，标志着具有科学特征的《河图》数理学说已成为宋代的一种先进文化，而陈抟应当是宋代数理学说的开源者。
“龙图阁学士”之位源自“河图”学说
陈抟曾对宋真宗继位大宋皇帝有举荐之功。据说宋太宗赵光义晚年曾为立太子的事心急如焚，认为：“唯有陈抟最能预言人事祸福，只有请他来决断这件事才好。”便请其出山，并对奉诏前来的陈抟说：“我正为立太子一事而烦恼不堪。襄王元侃宽容慈爱，有帝王之度，但不知福分如何，还烦先生到襄府一看。” 陈抟领命而去，但刚到襄府门前就回来了。宋太宗听人禀告后问陈抟：“先生为何没有进去就回来了？”陈抟说：“老夫已看过，襄府门前来回奔走的人都有将相之福，何必再见襄王呢？”陈抟对襄王的充分认可，使犹豫中的宋太宗从此打定主意，立襄王为太子。襄王就是后来的宋真宗赵恒。
宋真宗即位后，为表彰陈抟举荐之功和发现“龙图”学说的功绩，于公元1004年以“龙图”之名在开封府设立“龙图阁侍制”，还将宋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典籍、图画、祥瑞等文化物品收藏于龙图阁之内。宋真宗得到“河图”后，还想得到“洛书”，不久就发起了人造“天书”的祥瑞运动，足见“河（图）洛（书）”文化对宋真宗影响不浅。公元1047年，宋仁宗赵祯又设立“龙图阁学士”的荣誉虚衔，用来表示对文化学者的尊崇。


包龙图认可开封
为“龙（河）图”出处
公元1052年的仁宗时期，包拯因为弹劾皇帝外戚张尧佐而触怒了宋仁宗，便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但又为其加“龙图阁直学士”虚衔作安抚。此后，人们便尊称包拯为“包龙图”。
在开封北清真大寺内，有一块包拯书写的石碑，上面刻着“龙马负图处”五个篆字；落款是“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 ）三月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包拯”，笔功极佳。北宋“龙马负图处”碑刻的存在表明：包拯是认可开封为古代“龙马负图”吉祥之地的。
碑刻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该碑从前立在仓颉墓的庙内。据开封工商联王润堂老先生抄录的1957年2月10日《河南日报》《一些历史人物的墓地》一文中记载：“在开封仓颉墓旁的庙内，从前有包拯所写的‘龙马负图处’五个大字石刻横匾。”到了公元1652年，河南知府朱之瑶主持建造开封文庙时，因建筑材料急缺，便将仓颉庙拆除，“龙马负图处”石碑也被迁移；另一说公元1785年，在开封西北十公里黄河南堤的黑池一带掘出此石碑，时任河南布政使江兰在当地建祠盖亭加以保存。后祠亭圮废，迁入开封市内的北清真大寺。两种说法都表明：仓颉墓、黑池两地隐埋着被后人遗忘的深厚人文历史，值得我们深入进行探讨。
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开封“浚仪青丘，亦曰玄池。女娀简狄浴于青丘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生契。即此水也”。“玄”为黑色，“玄池”就是黑池。开封黑池是黄帝裔孙帝喾次妃简狄“玄鸟生商”始祖契的地方，也是传说中的“凤凰来仪”、“神龟驮图”的频发之地。本人认为，宋代“龙马负图处”石碑立于仓颉墓旁的庙内在先，清代出土于黑池一带在后，石碑迁移存在人文历史和时间先后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包拯认证上古时期“龙马负图处”在开封一带却是一个历史事实。
据开封2010年7月10日《汴梁晚报》报道：“巨型乌龟模样动物惊现黑池，个头如乒乓球案子大小，水面浮游宛如小船”。虽不知“神龟”是否负有“河图洛书”，却不由人与历史上“河出图”的吉兆相联系。如此之大的神龟再次出现在上古时期“龙马负图处”的开封黑池，实在神奇。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的内在含义
张择端是北宋徽宗赵佶时期的翰林图画院画师。他绘制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表现了北宋开封汴河两岸物阜民丰的繁荣景象，形象地描绘了百姓安居乐业，商业兴隆，社会稳定的祥和面貌，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
张择端完成长卷创作后，立即将其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酷爱此画，用“瘦金体”书法亲笔题名为“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双龙小印（今佚），成为《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位收藏者。
本人认为，我们在基本肯定《清明上河图》画面含义外，还应该从以下方面考虑问题：
一、张择端在宋徽宗直接领导下的翰林书画院供职，《清明上河图》是专为宋徽宗创作的大型书画贡品，在构思图画内涵时必然要绞尽脑汁，以达到取悦最高统治者的目的。因此，他奉献的不仅是一幅极品的书画之作，更是一篇极力赞美天子吉祥盛世的颂辞。这是宋真宗时期人造“天书”、民献祥物的延续，只不过张择端贡献给宋徽宗的不是人造“天书”，而是人造“河图”罢了。
二、受历史条件限制，古人认识自然现象多少有些迷信成分。于是，每当“河图现”之时，便是“圣人出”之日；而“圣人出”之日，又会给人间带来清明盛世。相传大禹治水后，人们就是用“清明”之语庆贺水患已除，天下太平的。据清代毕沅编《续资治通鉴》记载，公元1107年的徽宗大观元年，“乾宁军言黄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诏以乾宁军为清州”。次年，黄河自洛阳龙门到陕西合阳地段三次由浊变清，每次弥月，成为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观，以至于宋朝上下纷纷用各种形式来歌功颂德，“黄河清”被谱成新曲流传。
《清明上河图》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清明”二字明显具有为宋徽宗前期太平盛世歌功颂德的寓意，宋徽宗自然也被当作了太平盛世出现的“圣人”。


三、开封自古是“凤凰来仪”、“龙马负图”和“神龟驮图”之地，从上古时期开始，凤凰飞至（陈）留、河马负河图（村）、仓颉受绘（河）图、玄（女黑）池孕商契等祥瑞事件接连不断。即便在北宋之初，陈抟首现“河图”于宋太宗时期，“天书”降临于宋真宗，包拯指证“龙马负图处”等祥瑞之兆仍在延续。既然宋徽宗时期多次出现“河清”等祥瑞之事，那么张择端为其贡献“上”一幅歌颂太平盛世和吉祥之象的“河（龙）图”，无疑也是一项给当朝天子带来很大体面的“政绩”工程。
所以，《清明上河图》名称除具有“清明，上河，图”的外在含义外，还有一层更加深刻的内在含义：张择端通过向天子上贡一幅具有太平盛世、吉祥之兆的“（清明，上，）河图”，以歌颂宋徽宗功高德显、福广恩厚。
一代画师张择端其用心实在良苦，却无法料到上贡“河图”不久，宋徽宗便昏庸亡国，和他珍藏的《清明上河图》一起被金兵俘获押往北国，其表现令人沮丧。《清明上河图》遂由歌功颂德之美意，转而变成了无情讽刺和鞭挞之愤举。
无论仓颉时的“河图”传说，或是包拯的“龙图”碑遗存，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开封人文历史深厚而久远，应该深入发掘和弘扬。


查水表查水表

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