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功赫赫
     异类之一，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称职的职业军人，不但内战内行，外战也打得十分漂亮。武童出身的他自从咸丰九年（１８９５年）踏进军营那天起，从军打仗就成了他一生相伴的职业：先是随袁甲三攻打捻军，１８６２年改属淮军任把总，又参与了镇口压太平军、捻军等活动，并因此升任总兵；１８８４年中法战争爆发，是他率军赴台支援作战、将敌军赶出了台湾；


勇冠三军
     聂士成的异类之二，是其英勇。聂士成自小好行侠仗义，入伍后一直作战英勇，在镇压东西捻军时屡建战功，累迁至总兵、提督，并被授予“力勇巴图鲁”勇名，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中法战争中，法军入侵台湾，先控台湾海峡、后占基隆，凶锋极盛、气焰嚣张，当时北洋淮军诸将无一人敢于迎战，聂士成却敢于主动请战、赴台支援解燃眉之危，南北洋海军不敢护航运兵，他最后索性率８５０余将士坐乘英国货船渡海抵台，数度战胜法军，旋解台湾之危；


甲午中日一战，清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狂奔五百里、从前线一直逃过鸭绿江，其急急如丧家之犬之丑行，堪令所有中国军人蒙羞，但聂士成却敢于在大敌当前、“诸军皆退、辽西危棘”的险境中，“悉力以御”，以孤军扼守辽东九连城（今丹东西北）虎山（摩天岭），与众将士卧雪餐风、坚守十昼夜，“敌不能越”，昔日田光赞荆轲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当属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神勇之称，聂士成当之无愧：此役，他本人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其军之作战顽强、杀敌之勇猛，同当时其他清陆军部队的朽腐无能形成了反差鲜明的对比，因此一战而名扬天下，于是便有了后来黄遵宪在《聂将军歌》中的“聂将军、名高天下闻”之赞誉。


    倘若仅是一介悍勇鏖战的赳赳武夫，历史可能早已把聂士成这号人忘得一干而净；然而他不是：他不仅有超人的勇气，而且有极强的谋略眼光和思维；既是战将，亦为智将。据《清史稿聂士成传》记载，早在甲午战前的１８９３年，颇有职业军人战争敏感的聂士成就开始“单骑巡边”，踏勘东三省边陲地形，以“熟悉其道路之险要、径行之难易”，“历东三省俄罗斯东境、朝鲜八道”，共行程２３０００余里，特将中俄、中朝边境山川险要及邻国要塞驻军分布绘制成地图，以求知己知彼，“以为方略、深得地利、备异日与强邻战事之需”，遂编成《东游记程》一书，“读其书如亲履其地、二万三千余里疆界牙错出入、不藉图记，一览尽得之”，是当时一本很有价值的军事地理手册。

未过两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聂士成从入朝作战开始，所做的地理资料和知识就在实战中派上了大用场，中国军队在朝鲜唯一一场比较漂亮的战役——成欢伏击战，就是他善用地形、因地制宜抗击日寇的杰作：先令部下在山顶构筑火炮阵地、“见敌过后轰击之”，又在日军必经的安城渡桥附近设下精锐伏兵３００人、“敌半渡即出击”，同时还在大道两旁巧设数道伏兵、伺机伏击日军。是役，日军遭袭后不知虚实，慌忙溃退，清军伏兵四起、枪林弹雨、炮火凶猛，日军伤亡惨重，因急于撤退、又在桥上自相拥挤难以行进，纷纷坠入河中，“溺死甚重”，死伤千余，吃了大亏；而清军大多“埋伏地中、从暗击明、故死伤仅百余人”。在其后的摩天岭坚守战中，所部兵少，聂士成便在树林中“张旗帜、鸣角鼓为疑兵”，步步设防，重重埋伏，时出时没，“乘间出奇截杀、雕剿”，大量游击歼敌；同时，他还乘敌不备、连连以攻代守，亲率精锐绕过正面日军、包抄夜袭其侧后，克复连山关、分水岭，追杀日军至草河口，又频频袭击其主要据点，迫使日军由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前后麓战四个月，日军始终只能望山兴叹、不能越摩天岭防线一步，其高明的作战艺术，于此战可见一斑。在淮军诸将中，聂士成抵御外敌入侵的赫赫战功，使其宛如一颗光芒四射的流星，足以同晚清战史上诸民族英雄昭日月、泣鬼神，为世人所缅怀。 新法练军 在军队建设上，聂士成也颇有过人之处。


正是由于装备精良和平时的苦练，才有了这支军队在实战中极强的战斗力：在与八国联军作战中，联军也承认“华军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又称聂军“所带军械均系极佳之毛瑟快枪，并有极好炮队，该兵士即将新式各炮安置于天津城内炮台上……租界房屋无一处不被击毁者……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


命运悲歌
     当然，聂士成并不是一个完人。他在将枪口对准外敌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镇压国内底层民众的任何起义--从镇压太平军到杀戮义和团，作为忠于大清帝国的杰出将领，他一生都在为了朝廷而战。正是由于这份愚忠，纵然戎马一生、能征善战，命中注定他跳不出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最后终于敲定了他命运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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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死在天津南门城墙上的中国军民

没落封建王朝政府决断之反复无常，难以常理揣测；作为军人，聂士成顶得住战场上的明枪实弹，却躲不开背后封建官场射来的暗箭：义和团运动初起之时，聂士成受上命大力镇压，然而未过多久，当清帝国统治者发现这场农民“暴口乱”有很大利用价值时，曾为朝廷立过无数战功的聂士成便成了政治游戏的替罪羊，马上被血淋淋地推上无情牺牲的祭坛，清廷下谕：聂士成新法练军，擅杀爱国分子，着即正法。而此时，聂士成正位于抵御八国联军入侵的天津保卫战前线，面对如此惨淡境遇，常人往往一蹶不振、心如死灰，但他却在这样的命运怪圈中，坦然无畏地走向他的战场。“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不变塞焉”，古代大儒孟老夫子的节c ao标准，竟在聂士成这位武将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悲壮者，无壮，不足以言悲。就在聂士成在天津城外战死前不久，其母托人捎来口信：“聂家无孬种！”聂本人也曾在直隶总督裕禄面前立下壮誓：“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守，士成不见大帅！”在八里台之战——其生命中最后一战中，聂士成实际上已是身处绝境：正面，是６０００多人的西方联军，背后，５００名日军步步逼近；部下连日苦战、喋血八昼夜，粮弹告罄；己方友军，早已不打招呼地提前“转进”，进退无路、腹背受敌、无援可增，唯有孤军死战。西方人讲：“一个好的水兵，应该死在水里；一个职业军人最好的归宿，是在战场上战斗至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死”——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聂士成可以闭上他的双眼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作为军人，在抵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一战而再战，直到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他已经找到了他人生的最好归宿。
     千古艰难惟一死，功名是非，全待留取身后世人评说。历史是公正的：尽管百年来有关聂士成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但他抵御外敌、功劳赫赫、尽忠职守、血战而死，实是无可争议——在这一点上，任何时候的每一个中国人投去的，都是充满敬意的眼光。
     “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聂士成力战而死、为国捐躯，得此殊评，若泉下有知，当瞑目矣。
     呜呼，将军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