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 既出，上顾谓吾等曰：“相诫敕正当尔不？”侍坐众贤，莫不赞善。上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本。”次复问吾，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称‘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矣。可举近世能慎者谁乎？”诸人各未知所对，吾乃举故太尉荀景倩、尚书董仲连、仆射王公仲并可谓为慎。上曰：“此诸人者，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各言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为明诫。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何由而生，祸患无从而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