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和生活准则，多子、长寿被视为人生难得的福气，但在康熙朝却变成了一种灾难。康熙生前已成年的儿子就有近20个，而每个儿子都渴望自己能接过父皇的宝座过几天皇帝瘾，并且每人都有这种希望和可能。但康熙帝却在宝座上居然61年不下来，这就不能不让儿子们心焦和气愤甚至对他产生了仇恨。而这时的康熙又偏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立了废，废了立，反复无常，狡黠多变，又使儿子们在希望与绝望，绝望与希望中加深了矛盾并引发了一场混战。当这种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与混战交织而来时，一代英主康熙大帝也无可奈何，只有倒地恸哭的招数了。
就在康熙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无常，父子、兄弟间的矛盾与仇恨近似一锅粥地错乱交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本朝历史终于出现了一个明朗的兆头和缓解矛盾的可能。这个兆头，就是皇十四子允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
自康熙即位以来，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势力发展迅速，并逐渐走上了与清王朝为敌的道路。到康熙五十年以后，这个部落已控制了今内蒙古西部、青海、新疆、西藏一线极为广大的地域，并威胁到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一带地区。平定准噶尔之叛，保持清王朝的领土完整和尊严，已成为当时最为首要和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就清王朝而言，由于这一任务的非同小可和情况复杂，必须委派一个在政治、军事上都较为成熟的人在前线镇守，以便掌握全局。而在当时尚未立太子的情况下，任何一位皇子担当这一重任，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仅表现出对一个皇子能力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满族是以马上得天下的民族，一向对战功极为推崇，如果此时哪位皇子能挂帅出征，无疑是一次建立功业的绝好机会，从而可以借此树起服众压雄的威望。


在这种无人可及的威望中，继承大统，荣登皇位，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肩负国家重任与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子，极幸运地落在了时年30岁的皇十四子允的肩上。
早在允挂帅出征的前一年年底，康熙就对混战中的众皇子和参与皇子之间夺位阴谋的臣僚颁布了一道分量极重的诏书，表示自己已经对悬而未决的立太子问题有所考虑，并言词咄咄地声称：“我一定选择一个坚固可靠之人为你们做主，并让你们倾心悦服。”事隔不久的次年，他便委派允以抚远大将军的名号率队出征。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无疑是做了更加明确的暗示。不仅如此，允在出征前，康熙亲自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规模宏大的送行仪式，封允为“大将军王”称号，并特许使用王所用的旗帜。
从满清立国开始，所有的皇子，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四个不同的等级，以亲王最高，贝子最低。而此时在诸皇子中年岁较小的允，其爵位仅是一个最低的贝子。出征前的一番任命和恩准，无疑是康熙向众人宣布，尚是贝子的允已经享受了王的待遇，若一旦将来真要立为太子，可不必一级级地晋升爵位，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操作了。康熙的这一连串动作，使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暗自领悟。允以及暗中拥戴允的臣僚更是心中有数，喜不自禁。允带着一个辉煌的梦想出征了。


自己作的。好好的继承人，因为他的私心，废了两次。自己渐渐老去，太子越来越被朝臣看重，心里不舒服，搞出直郡王来和太子打擂台。太子被他玩儿废了，直郡王也倒了，老三也顺带着折进去了。老八起来了，他又嫌弃老八出身，觉得老八结党营私（虽然是真的。但若没他折腾太子，让底下的几个阿哥觉得太子地位不稳，有上位可能，也不至于闹得那么欢。）。所以，孩子多架不住老爹作，作来作去，自己身体废了，孩子也废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