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法家对法的起源、性质、特征和作用的论述，对成文法的公开性、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普遍性和简明性等问题的专门阐发，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水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法史学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和评价，本文不准备再多加重述，而是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一步分析评说，以供学界同仁批评参考。
   
    一、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
   
    法家主张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权力，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可分割。因此，法史学者多把君权至上视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基本特点。近来，看到有的学者曾采用法家有关法律可以约束君主行为的观点，说明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在最高原则方面有共同的地方。这些材料最为典型的有以下两条：
    一是管子提出的“令尊于君”的主张。管子认为英明的君主“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重于宝。”[①]从“令尊于君”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管子主张的不是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权力，而是主张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私欲，不能因为君主的私欲而变更法令。管子非常重视法令的作用，认为法令是“人主的大宝”。但他更重视君主的权力，认为君主不能因为重视法令而分散了君权，君权比法令更为重要。细读原典，我们知道，“令尊于君”的“君”是指“君欲”，而不是指“君权”。管子不仅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思想，而且主张君主为了维护其权威，不能太重视法律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就促使法律作用的实现，不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就限制法律作用的实现。实际上，在管子的法治思想和整个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中，都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主张，而只有君权高于法令的主张。
    第二条材料是管子提出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这一主张似乎已突破了“刑无等级”的主张的局限性。在“刑无等级”的法治主张中，商鞅只提到“卿相将军”，韩非只提到“刑过不避大夫”，都没有提到君主。在“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中，已提到了法律对君主的制约作用，君主与臣民一样都必须遵从法律。在这一主张中，是否已有了法律高于君权的思想呢？孤立地看这一句话，是会得出肯定的结论的。但把这一句话纳入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体系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法律是由君主制定的，主要体现君主的意志，遵从体现君主意志的法律，正是维护君主权力自身的需要。君主遵从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利于发挥君主权力的威力，而不是制约君主的权力。在这条材料的背后，仍然是君权支配着法律的制定和运行，君权高于法律，而不是法律高于君权。
    所以，在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君权至上，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法律是为君权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制约或限制君权的制度。制定法律、支配法律的是君主，遵守法律、受法律统治的是臣民。正如《管子·任法》中所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因此，尽管在法治的一般原则上，法家的法治理论有与现代法治理论相通或相同的地方，但在法治的最高原则上，法家君权至上的法治理论与现代法律至上的法治理论存在着根本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