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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慎子的学术思想 作者:范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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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慎子是战国中期稷下学宫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慎子》[①]一书中。由于资料缺乏,慎子的思想学术派别历来说法不一。[②]本文以为:慎子将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加以演化并与其“尊君”,“尚法”,“贵势”,重“术”的学术理论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是战国中期由学说林立走向学术融合的重要代表性人物。
关键词:慎子; 因循自然;   法家思想
    慎子,名到,战国时期赵国人。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曾任稷下学宫先生,好尚议论。并著有《慎子》一书。但其学派的归属问题今无定论。如:《庄子·天下篇》认为其“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1](《庄子·天下篇》)将其列入了道家的行列。《荀子·非十二子》则论其为“尚法而无法,下修(不循)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驯察之”。[2](《荀子·非十二子》) 很明显,荀子虽对其思想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但却是将慎子又划入了法家的派别。本文以为:慎子的思想是以黄老哲学思想为根基,援道入法。最早实现法道思想结合的重要代表人物,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昔周室之衰也,厉王扰乱天下,诸侯力政,人欲独行以相兼”[3](《文选·东方朔〈答客难〉》注)又因学术下移,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便应运而生。这其中对慎子影响最早而又最为深远的莫如黄老之学。如老子“道法自然”[4](P47)、“道常无为”[4](P71)等思想在《慎子》一书中有多处皆可与之引证相通。但在思想内容上慎子又有所突破与发挥。如《慎子·威德》云:“天有明,不忧人之暗也;地有财,不忧人之贫也。”[5](《慎子·威德》)可见,慎子崇尚朴素的自然观,认识到天地的无限广阔,天道的客观存在,并不以人的思想为转移。不仅如此,慎子还主张在认识并尊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规律,不要消极的等待自然的恩赐。他说“天虽不忧人之暗,辟户牖必取己明焉。……地虽不忧人之贫,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5](《慎子·威德》)天之有明,地之有财是天道的自然特性,非人力所能左右。但要让天之光明、地之财富造福人类,必须“辟户牖”、“伐木刈草”。
另一方面,慎到又把崇尚自然的思想引入到君主的用人观上,提出了“因循”的观念。即要按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办事情。运用到实践中便是要劝戒君主爱惜民力,顺应民情。如《慎子·因循》篇中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5](《慎子·因循》)慎到认为:天道因循自然就会广大,人为的改变就会缩小。人们没有不尽心为自己做事情的,要强求改变为自己做事情而为我做事情,那就找不到可用的人才。因此,慎到进一步提出:“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之矣。”[5](《慎子·因循》)
慎子在“因循”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在君臣关系上应建立的原则。即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思想。如二者易位,则会成为“逆乱之道”,“治乱之分”。 [5](《慎子·民杂》)如《慎子·民杂》云:“臣事事,则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5](《慎子·民杂》)即指臣子应该多做实事,君主用不着多做实事。君主只要安逸享乐就可以了,而臣子则应不畏劳苦的工作。他认为只要这样做,则“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5](《慎子·民杂》)由此可见,慎子的“无为”思想是一种积极的“无为”,比之老子的“无为”思想,更具有现实效应,更加注重自己的理论思想与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

在春秋战国那个礼崩乐坏,战乱纷争的的时代,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便成为人们的梦想。但这一梦想的实现仅靠一二位贤良俊达之士的鼓吹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一些思想家便将这种梦想的实现寄托在了那些所谓的贤明君主的身上。周秦之际,“尊君”的观念便一直被诸派思想家所论及。如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6](《论语·八佾第三》)商鞅亦云:“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7](《商君书·开塞第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也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8](《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



1楼2011-04-20 14:01回复

    出身于战国时代的慎子,其“尊君”的观念出发点虽与诸派相异,但强调君主的权威,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无疑是他的政治学说理论的基调和根本特征。如在《慎子·德立》篇中,慎子云:“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5](《慎子·德立》)如果有臣子怀疑君主,就会“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害在有余,不在独也。”[5](《慎子·德立》)所以,“民之治乱在于上,国之安危在于政”[5](《慎子逸文》)强调了君主在国家与社会中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慎子强调君主的权威,其目的还是在为实现其法治的思想做准备的。如慎子在《慎子·威德》篇中云:“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通,通理以为天下也。’”[5](《慎子·威德》)又云:“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5](《慎子·威德》)很明显,慎子的“尊君”观与儒家学派相比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只是将君主做为推行其法治政策的必要的条件而已。进一步来看,慎子在《慎子·君人》篇中还具体阐述了法治与人治,实际上就是君主同法制的关系。如慎子言道,如果君主治理国家,舍弃法治而实行人治,虽然“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 [5](《慎子·君人》)然而“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 [5](《慎子·君人》)由于君主个人的爱憎与尺度把握不一,长此以往,“怨之所由生也”。[5](《慎子·君人》)所以,慎子认为:处理法治与人治的最好关系应该是“大君任法而弗躬竟,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5](《慎子·君人》)由此可见,在慎子的思想体系中,君为法之先,法为君之本。如果想让社会安定和平,君主就必须实行法治。

    法治思想是慎子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太史公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9](《史记·太史公自序》)慎子思想亦概于此,而且更加系统化,具体化。在《慎子逸文》中,慎子指出法的来源是:“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5](《慎子逸文》)认为法律制度非从天地而生,而是根据人的需要,既合人心,又顺民情。而国家实行法治的最大功劳就是使私欲不得通行。《慎子·威德》云:“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5](《慎子·威德》)不是说“非钩策为均也”,[5](《慎子·威德》)而是要用这一种办法“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恶者不知道所以怨”。[5](《慎子·威德》)然后,以此为铺垫,指出“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5](《慎子·威德》)进而最终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即“凡立公,所以弃私也”。[5] (《慎子·威德》)
    在《慎子逸文》中,慎子通过“法”与“君”的关系,将“法”的功用论述得更为全面。其所论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5](《慎子逸文》)进而指出“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5](《慎子逸文》)并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即为“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5](《慎子逸文》)在此,慎子不但构勒出了“法”在古代社会的最大功用,并将“法”与“君”二者之间的功能与地位做了很好的界定。
    但是,在慎子的眼中,“法”并不是固定不变,守旧如一的。正如商鞅所论:“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7](《商君书·更法第一》)慎子亦认为“国无常道,官无常法”,[5](《慎子·威德》)法律亦要根据社会形式的发展演进而不断的加以完善和改进。《慎子逸文》云:“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5](《慎子逸文》)在这里,慎子强调:治理国家没有法律的化,国家就会出现混乱,死守法律而不知变通,国家就会衰败。因此,君主一定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来不断的变革法律。
    


    2楼2011-04-20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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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7-13 16: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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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子的文,缺失很严重。唉!难以全窥其人


      IP属地:广东5楼2011-04-24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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