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2日10版，作者：林天宏，原题：《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林天宏
核心提示：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在养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在他困居的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夹杂着药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
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细声音。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
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
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的古文记录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
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林天宏
核心提示：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在养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在他困居的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夹杂着药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
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细声音。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
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
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的古文记录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
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