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重要贡献是他的辩证法思想。上面讲过，他认为，事物经常在变化之中。他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五章》)“太虚”即气，气的运动表现为气的聚散。气聚则成为事物，这是自虚而实；气散则事物消灭，这是自实而虚。他说：“自虚而实，来也；自实而虚，往也。来可见，往不可见；来实为今，往虚为古。”(同上)往也称为“屈”，来也称为“伸”。往不可见，所以也称为“幽”；来可见，所以也称为“明”。他说：“故曰往来，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生灭者，释氏之陋说也。”(《张子正蒙注》卷一)“往来屈伸”就是事物的变化。
王夫之指出，一个事物的存在有五个阶段。他说：“凡生而有者，有为胚胎，有为流荡，有为灌注，有为衰减，有为散灭。”(《周易外传》卷二《无妄》)“胚胎”是一个事物的开始形成，“流荡”是一个事物的运动，“灌注”是事物之间的互相影响，“衰减”是一个事物开始毁坏，“散灭”是一个事物的完全毁坏。“散灭”和“衰减”是就一个事物说的。就气说，只有聚散，没有生灭。就气说，一个事物的毁坏意味着“推故而别致其新”。
上面所说的五个阶段，也是相对的。实际上一个事物是时时刻刻在变化之中的。王夫之说：“天地之德不易，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风同气，雷同声，月同魄，日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视听同喻，触觉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类聚而化相符也。”(《思问录》外篇)这就是说，今日的事物并不是昨日的事物，其所以看起来似乎还是昨天的事物，因为它和昨天的事物有同样的性质，在性质上没有改变(“其德之不易”)。它和昨天的事物是同类的，发生与昨天的事物相同的作用(“类聚而化相符”)。譬如今天的太阳并不是昨天的太阳，但能发出来同样的光明，所以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还是昨天的太阳。我今天的眼睛并不是昨天的眼睛，但是，它照样能看见东西，所以好像还是昨天的眼睛。《易·系辞》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王夫之指出，正是因为“日新”，所以才“富有”。他说：“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的第二点，就是“物物相依”。任何事物都与其它的事物互相依存，互相联系。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的第三点是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他对于“太极”就是这样了解的。他说：“太者，极其大而无尚之辞；极，至也，语道至此而尽也。其实阴阳之浑合者而已。”(《周易内传》卷五下)阴阳是对立的，阴阳对立的统一成为太极。王夫之指出，任何事物都有太极，他说：“是故乾纯阳而非无阴，乾有太极也；坤纯阴而非无阳，坤有太极也……无所变而无太极也。”(《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一章》)理学认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他们的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天地万物之理的全体。王夫之认为“无所变而无太极”，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这里所说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是说，对立面可以互相渗透。
王夫之又指出，对立面也可以互相转化。他说：“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天尊于上而天入地中，无深不察；地卑于下而地升天际，无高不彻。其界不可得而剖也。……存必于存，邃古之存，不留于今日；亡必于亡，今者所亡，不绝于将来。其局不可得而定也。天下有公是，而执是则非，天下有公非，而凡非可是。……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畛也。齿发不知其暗衰，爪甲不知其渐长，一老少之无时也。云有时而不雨，虹有时而不晴，一往来之无法也。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者，无地无有也，万物无有也。”(《周易外传》卷七《说卦传》)这就是说，凡是相对待的东西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其间的分别，并不“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既是天下的公认为正确的东西，如果把它绝对化，也可以变为错误。天下所公认为不好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变为好事。
因为对立面经常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王夫之反对“物极则反”之说。他说：“动极而静，静极复动。所谓动极静极者，言动静乎？此太极也。如以极至言之，则两间之化，人事之几，往来吉凶，生杀善败，固有极其至而后反者，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他指出，动静不是绝对相对立的。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善体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
封建社会中有一种普遍流行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过程，不过是治乱循环。王夫之说：“治乱循环，一阴阳动静之几也。今云乱极而治，犹可言也。借曰治极而乱，其可乎？乱若生于治极，则尧、舜、禹之相承，治已极矣，胡弗即报以永嘉、靖康之祸乎？”(以上引文见《思问录》外篇)他指出，实际情况是方乱而治、方治而乱，就是说，乱之中有治，随时可以治；治之中有乱，随时可以乱。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有这些要点。对于对立面的统一以及对立面的互相渗透、互相转化，他都有所认识。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辩证法思想，是《周易》辩证法思想的最后发展。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是直截继承张载的。张载把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归结为一个公式：“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王夫之注解说：“以气化言之，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乃其究也，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而解散仍返于太虚。以在人之性情言之，已成形则与物为对，而利于物者损于己，利于己者损于物，必相反而仇。然终不能不取物以自益也，和而解矣。气化、性情其机一也。”(《张子正蒙注》卷一上)王夫之也是主张“仇必和而解”的。
他们的这种主张有其宇宙观方面的根据。张载说：“太和所谓道”，王夫之注说：“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万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阴阳异撰，而其絪缊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同上)这就是说，“太和”是一个贯穿天地人物的总然之理。阴阳在太虚中要符合这个理，事物的生成和发展也要符合这个理，这就使矛盾不致激化，避免统一体的破裂。所以王夫之强调说：相对待的事物“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
王夫之指出，一个事物的存在有五个阶段。他说：“凡生而有者，有为胚胎，有为流荡，有为灌注，有为衰减，有为散灭。”(《周易外传》卷二《无妄》)“胚胎”是一个事物的开始形成，“流荡”是一个事物的运动，“灌注”是事物之间的互相影响，“衰减”是一个事物开始毁坏，“散灭”是一个事物的完全毁坏。“散灭”和“衰减”是就一个事物说的。就气说，只有聚散，没有生灭。就气说，一个事物的毁坏意味着“推故而别致其新”。
上面所说的五个阶段，也是相对的。实际上一个事物是时时刻刻在变化之中的。王夫之说：“天地之德不易，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风同气，雷同声，月同魄，日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视听同喻，触觉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类聚而化相符也。”(《思问录》外篇)这就是说，今日的事物并不是昨日的事物，其所以看起来似乎还是昨天的事物，因为它和昨天的事物有同样的性质，在性质上没有改变(“其德之不易”)。它和昨天的事物是同类的，发生与昨天的事物相同的作用(“类聚而化相符”)。譬如今天的太阳并不是昨天的太阳，但能发出来同样的光明，所以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还是昨天的太阳。我今天的眼睛并不是昨天的眼睛，但是，它照样能看见东西，所以好像还是昨天的眼睛。《易·系辞》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王夫之指出，正是因为“日新”，所以才“富有”。他说：“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的第二点，就是“物物相依”。任何事物都与其它的事物互相依存，互相联系。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的第三点是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他对于“太极”就是这样了解的。他说：“太者，极其大而无尚之辞；极，至也，语道至此而尽也。其实阴阳之浑合者而已。”(《周易内传》卷五下)阴阳是对立的，阴阳对立的统一成为太极。王夫之指出，任何事物都有太极，他说：“是故乾纯阳而非无阴，乾有太极也；坤纯阴而非无阳，坤有太极也……无所变而无太极也。”(《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一章》)理学认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他们的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天地万物之理的全体。王夫之认为“无所变而无太极”，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这里所说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是说，对立面可以互相渗透。
王夫之又指出，对立面也可以互相转化。他说：“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天尊于上而天入地中，无深不察；地卑于下而地升天际，无高不彻。其界不可得而剖也。……存必于存，邃古之存，不留于今日；亡必于亡，今者所亡，不绝于将来。其局不可得而定也。天下有公是，而执是则非，天下有公非，而凡非可是。……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畛也。齿发不知其暗衰，爪甲不知其渐长，一老少之无时也。云有时而不雨，虹有时而不晴，一往来之无法也。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者，无地无有也，万物无有也。”(《周易外传》卷七《说卦传》)这就是说，凡是相对待的东西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其间的分别，并不“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既是天下的公认为正确的东西，如果把它绝对化，也可以变为错误。天下所公认为不好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变为好事。
因为对立面经常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王夫之反对“物极则反”之说。他说：“动极而静，静极复动。所谓动极静极者，言动静乎？此太极也。如以极至言之，则两间之化，人事之几，往来吉凶，生杀善败，固有极其至而后反者，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他指出，动静不是绝对相对立的。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善体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
封建社会中有一种普遍流行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过程，不过是治乱循环。王夫之说：“治乱循环，一阴阳动静之几也。今云乱极而治，犹可言也。借曰治极而乱，其可乎？乱若生于治极，则尧、舜、禹之相承，治已极矣，胡弗即报以永嘉、靖康之祸乎？”(以上引文见《思问录》外篇)他指出，实际情况是方乱而治、方治而乱，就是说，乱之中有治，随时可以治；治之中有乱，随时可以乱。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有这些要点。对于对立面的统一以及对立面的互相渗透、互相转化，他都有所认识。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辩证法思想，是《周易》辩证法思想的最后发展。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是直截继承张载的。张载把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归结为一个公式：“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王夫之注解说：“以气化言之，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乃其究也，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而解散仍返于太虚。以在人之性情言之，已成形则与物为对，而利于物者损于己，利于己者损于物，必相反而仇。然终不能不取物以自益也，和而解矣。气化、性情其机一也。”(《张子正蒙注》卷一上)王夫之也是主张“仇必和而解”的。
他们的这种主张有其宇宙观方面的根据。张载说：“太和所谓道”，王夫之注说：“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万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阴阳异撰，而其絪缊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同上)这就是说，“太和”是一个贯穿天地人物的总然之理。阴阳在太虚中要符合这个理，事物的生成和发展也要符合这个理，这就使矛盾不致激化，避免统一体的破裂。所以王夫之强调说：相对待的事物“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