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时候起我就觉得,过年这回事,只有在等待的时候,才最像是过年。心里涨满了期待、欢喜、激动,和想象,以为到了正日子,所有这些期待、欢喜、激动和想像都会翻倍的。可是大年初一清一早一睁开眼睛,就发现他们全都在除夕的睡梦中消失了。我不甘心,我非常不甘心。那时候我是一个执着的小孩,所以我每一次都很用力的把枕头翻起来,紧紧地抓着那几个红包,眼睁睁地,一边告诉自己所偶那些喜悦都会在打开红包的时候从天而降,一边就这样看着它们静悄悄的停泊在不远处。可是就是隔着一层玻璃,没法对着我从头到脚地用力泼过来。
可是我不能告诉妈妈说,我其实不喜欢春节。我必须挥舞着那几个红包,跳下床去跟每个人说“过年好”,必须用力地跟每个人拥抱—-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们每个人都会堆出一副很严重的表情,问我:“南南,你怎么不高兴呢?”——爸爸,妈妈,小叔,姐姐,更久远的时候,家里会有更多的大人一起问我这个问题——最多的时候达到过十个吧,那时我们家每个人都活着的时候。似乎我不高兴是件特别严重的事情。在他们的逻辑里,只要我没有表现得很高兴,就一定是有坏事发生。妈妈就会偷一个盘问我:“南南,是不是作业没写完啊?是不是在学习被老师骂了?”......时光流逝,妈妈的问题变成了“南音,跟妈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早恋了?”到了现在,终于变成了:“你跟苏志远吵架了对不对?别骗我,妈妈是过来人——”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为了不负众望,我变成了一个总是很高兴的人。不过,我就是在这个竭力让自己高兴的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找寻到了一些真实存在的快乐。我想哥哥是对的,我天生就热爱起哄。哥哥总是能把很多事情都总结的特别恰当,所以我觉得,他就应该做一个老师,虽然他没有小叔那么有学问。
哥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会用那么紧张的语气问我是不是不高兴的人。但是其实他什么都能看出来,可他等着我自己说,如果我不想说,他也丝毫不会勉强——当然了,我基本上什么都会说给他听,因为让我把一件事憋在心里不讲出来,很难。我常常会把一个好朋友的秘密不知不觉间就告诉了另一个好朋友,天地良心,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放在心里是个太艰难痛苦的过程。
这个春节尤其乏味,我是说,2009年的春节。因为没有哥哥。我给他的上一封信里问过他,会不会回家过年,但是自那之后,我就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回音。唯一一件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搬进新房子了,虽然这边很荒凉,马上急要到郊区,可是整栋房子弥漫着那种淡淡的油漆的味道——应该是油漆吧——让人错觉虽然我还是那个我,但是整个人生还是可以换成新的。
我真想把整个人生换成新的。就像是一年前,我将落在广州的那一瞬间,不,准确地说,是我从机舱里走出来,呼吸到白云机场的空气的那个瞬间,我在那个陌生的南方城市闻到了含有的冬天的气息。然后,我听说雪灾来了。我和很多旅人一样,立刻觉得自己似乎再也不能回头。但我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我来这个北大学捆住的仓皇的城市,把我的男朋友抢回来。心跳快得像是在泄愤,我的头脑却异常冷静,就像是在一片可以忽略时间的雪原上,等待着那只必然会出现的猛兽——我是个猎人,我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然后我就知啊哦,虽然我还没能见到苏远志。但是我一定会赢。
但是,如果当时能知道,2009年的春节是我们家最后一个完美无缺的春节,我一定会努力记得每一件事、每一个瞬间,一定不会允许自己感到无聊的。
出席的傍晚,外面散落着零碎的鞭炮声。雪碧坐在我房间的地板上,很认真地剪窗花。所谓窗花,当然不是指电视里播放的那种十分精巧的民间艺术,她剪出来的图案都无比简陋和怪诞,可她坚持说那是窗花,我也懒得跟这个小孩子认真。我抱紧了膝盖,白色的地毯松松软软的,我从那上面捡起来我的手机,给苏远智发短信:“你想我吗?”——每当我没什么话跟他说,但是又希望他能理我一下的时候,通常都是这个开场白。